80.王安石变法

80.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人)。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是旨在改变北宋积弊、富国强兵的一场改革。宋神宗赵顼即位,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入京,要倚靠他变法立制,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次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的八年间,围绕富国强兵,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同时改革科举制度,推行新法培育人才。新法中理财方面最为突出。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使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更使得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但各项新法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宋神宗发生了动摇。神宗死后,新法被彻底废除,史称元祐更化。

为何失败?
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变法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的缺陷和变法中的种种弊端是主要原因。
成效
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北宋熙宁六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岷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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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六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熙宁七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熙宁九年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原因
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被列宁誉为“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的王安石是一个难以盖棺定论的人物。自北宋以来,褒之者少,而毁之者却是全面开花、随处可见,几百年内,无论是在官方的“正史”,还是在民间的小说、戏曲中,王安石的各个方面,从学问到做官,从私人生活到道德品行,无不被人垢病。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更加流行的说法,说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把一个好好的北宋王朝弄的大伤元气最终被新崛起的金人取而代之。总之,在这几百年里,王安石被不断的演绎,最终被塑造成一个与曹操相似的“白脸奸臣”,虽然没有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远的受苦,但也活的挺累。斗转星移,进入20世纪,风气为之大变,几近被批臭的王安石却在历史的隧道里发出了阵阵幽香。先是梁启超一本《王安石传》,一口一个“荆公”地为之翻案,几十年里,一扫几百年对王安石的指责,以前被批评的缺点几乎全部的成了大书特书的闪光点,被批评的体无完肤的王安石却在近千年后突然发出耀眼光芒几有夺目之势。不知道荆公地下有知,会发出什么样的慨叹来!王安石之所以前后被评论的如天渊之别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其领导的那场变法运动评论的巨大变化。面对百年来积弊所产生的“冗官”“冗兵”“冗费”局面,为了缓解危机,1068年,王安石被年轻的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短短几年里,在王安石领导下,北宋政府颁布了一大批的法令,在农业商业军事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功败垂成。关于这场变法失败的原因,近千年以来,众说纷纭。但我们在近千年后再观察这场中国古代历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变法特别是作为领袖的王安石时,其中还是有无限玩味的。西汶艺术网北宋自960年太祖开国,到仁宗时间,由于“三冗”而造成的财政及社会危机已经是很严重了,“变法”越来越成为众多士大夫的心声,1043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天下的范仲淹就在宋仁宗的支持进行了“庆历新政”,在革除“三冗”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获得了更多的士人的支持而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王安石就是在这样大好情况下登上变法的舞台的,但又失败了,其中的原因何在?首先,翻开中国古代变法史,不管是王安石变法还是其他的变法,我们总是能感觉到变法的涉及面大的惊人,无所不包,并且期望变法的时间是越短越好,好像一下子能够通过几年的变法把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问题全部解决是的,总认为“变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灵丹妙药”。对变法期望过高,且对其长期性认识不足,急功近利,这总是中国古代变法难以克服的弊病。在变法之前,王安石对他的变法宗旨抱有很高的期望。他认为变法的关键在于“理财”,“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共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也”,他一再鼓吹“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们姑且不说这种论断在当时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正确与否,但无疑王安石的调子太高了,虽宣传了变法,但也招致了更多的后患。本来社会危机是越来越重,农民起义几如欧阳修所形容的“刚去一伙,又来一伙,惶惶不可终日”,由此人们对变法的期望就远远的超出了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极限,但王安石还要利用变法“恢复汉唐盛世”,这简直就是大言欺世,痴心妄想么!对于当时的大部分士大夫来说,既然王安石这样鼓吹,他们也就把王安石的大话当真了,哪怕发现一点新法有危害人民的地方,他们就要求改正,而无论是多好的措施,不可能没有一点瑕疵,对于士大夫们的近乎求全责备的要求,王安石绝对是难以满足的。同时,王安石变法的涉及面有太广,不但有农田水利法、青苗法等农业方面的变法,而且还有保甲、将兵法、“太学三舍法”等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变法,真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为了堵塞士大夫们铺天盖地的批评,王安石又人为的加快了变法的速度,妄想几年内就达到自己预想的结果,怎么不急功近利呢?这样的最终结果会怎样呢?新措施一推出,在实施的过程中就会变样而“民皆怨”,就会招致批评,时间长了,王安石也心灰意懒了,再加上变法领导集团的分裂,不失败也难啊!第二,由于变法的急功近利,王安石变法中的“生财”措施特别是对人民有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在实施中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而“取财”的募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却是实施的非常坚决。农田水利法在实施过程中,兴修了大批的水利工程,使近万顷的田地得以灌溉,利民最大,但却不是新法的重点所在,实施很不得力,因此人民得到的实惠也不多。与之相应,方田均税法结局更加的可悲。本来此法是为了解决“田赋不均”而把全国的土地分为五等按肥沃程度重新定税,这对广大民众应该是最有益的,但自1072年颁布实施不到一年就废止了。剩下的诸法都是对人民百害而无一利,以至于“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而王安石却总是有“今岁增赋三百万”之类的夸耀,后来王安石的继任者章敦在新法恢复后,专以追求增加财政收入为能。在王安石变法的十几年里,作为阶级斗争晴雨表的农民起义就有35次之多,在此我们不得不怀疑新法对人民的危害是多么巨大!第三,变法是一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情,对领导者素质的要求是苛刻的,不是适当者变法还不如不变,同时,变法也是要讲究方法的,方法错误,肯定是越变法情况越糟糕。但反观王安石,我们不能不认为其驾驭变法的能力是有严重缺陷的。王安石少年即有盛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作文章见解千古奇绝,发人未见之思,在变法前,不但受到欧阳修、文彦博、韩琦、富弼、曾公亮等三代老臣的赞赏,而且也受到司马光、曾巩等同代人的推崇,是众望所归的变法领袖。“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受其官,唯患其不就也”。但变法过程中,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部反对新法,虽然这多少与文人相轻的积习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归因于王安石的刚愎自用,不肯从建如流。同时,王安石选用的变法领导集团无疑是问题多多,主要助手吕惠卿“奸邪不可用”,在变法遇到挫折时,就结党陷害王安石企图取而代之;曾布见风使舵,开始参与诸项新政制定,后见神宗怀疑新法,即迎合之,否定市易法,引起新党内部分裂。此外,王安石“结党为援”争权夺利,对以后产生了恶劣影响。苏轼反对新法害民,本是一翻好意,但新党却制造“乌台诗案”,几陷苏东坡于死地。由于结党,蔡京此类大奸臣最终在王安石的一手提拔下平步青云,以至酿成北宋末年的腐败局面;由于结党,使本为变法服务的争权成为官员牟取私利的工具,以至变法却成为了这种争权夺利斗争的点缀品。变法是一个大工程,要统揽全局,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不能急功近利,仅仅依靠一腔热血是不行的,要讲究方法,方法的正确与否,是变法成功的关键。综观中国古代的变法,除了商鞅变法外,几乎所有变法也就那样的几招而已,几千年的变法大戏虽然一直在演出,演员也在不停的更换,但剧目却是一如既往。正如鲁迅所描述的:“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试想这样,有什么变法能够成功呢?<

  北宋,仁宗做了四十年皇帝,虽然也用过像范仲淹、包拯等一些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他没有儿子,死后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这就是宋英宗。英宗即位四年,就害病死了。太子赵顼(音xu)即位,这就是宋神宗。

被列宁誉为“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的王安石是一个难以盖棺定论的人物。自北宋以来,褒之者少,而毁之者却是全面开花、随处可见,几百年内,无论是在官方的“正史”,还是在民间的小说、戏曲中,王安石的各个方面,从学问到做官,从私人生活到道德品行,无不被人垢病。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更加流行的说法,说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把一个好好的北宋王朝弄的大伤元气最终被新崛起的金人取而代之。总之,在这几百年里,王安石被不断的演绎,最终被塑造成一个与曹操相似的“白脸奸臣”,虽然没有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远的受苦,但也活的挺累。斗转星移,进入20世纪,风气为之大变,几近被批臭的王安石却在历史的隧道里发出了阵阵幽香。先是梁启超一本《王安石传》,一口一个“荆公”地为之翻案,几十年里,一扫几百年对王安石的指责,以前被批评的缺点几乎全部的成了大书特书的闪光点,被批评的体无完肤的王安石却在近千年后突然发出耀眼光芒几有夺目之势。不知道荆公地下有知,会发出什么样的慨叹来!王安石之所以前后被评论的如天渊之别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其领导的那场变法运动评论的巨大变化。面对百年来积弊所产生的“冗官”“冗兵”“冗费”局面,为了缓解危机,1068年,王安石被年轻的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短短几年里,在王安石领导下,北宋政府颁布了一大批的法令,在农业商业军事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功败垂成。关于这场变法失败的原因,近千年以来,众说纷纭。但我们在近千年后再观察这场中国古代历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变法特别是作为领袖的王安石时,其中还是有无限玩味的。北宋自960年太祖开国,到仁宗时间,由于“三冗”而造成的财政及社会危机已经是很严重了,“变法”越来越成为众多士大夫的心声,1043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天下的范仲淹就在宋仁宗的支持进行了“庆历新政”,在革除“三冗”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获得了更多的士人的支持而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王安石就是在这样大好情况下登上变法的舞台的,但又失败了,其中的原因何在?首先,翻开中国古代变法史,不管是王安石变法还是其他的变法,我们总是能感觉到变法的涉及面大的惊人,无所不包,并且期望变法的时间是越短越好,好像一下子能够通过几年的变法把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问题全部解决是的,总认为“变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灵丹妙药”。对变法期望过高,且对其长期性认识不足,急功近利,这总是中国古代变法难以克服的弊病。西汶艺术网在变法之前,王安石对他的变法宗旨抱有很高的期望。他认为变法的关键在于“理财”,“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共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也”,他一再鼓吹“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们姑且不说这种论断在当时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正确与否,但无疑王安石的调子太高了,虽宣传了变法,但也招致了更多的后患。本来社会危机是越来越重,农民起义几如欧阳修所形容的“刚去一伙,又来一伙,惶惶不可终日”,由此人们对变法的期望就远远的超出了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极限,但王安石还要利用变法“恢复汉唐盛世”,这简直就是大言欺世,痴心妄想么!对于当时的大部分士大夫来说,既然王安石这样鼓吹,他们也就把王安石的大话当真了,哪怕发现一点新法有危害人民的地方,他们就要求改正,而无论是多好的措施,不可能没有一点瑕疵,对于士大夫们的近乎求全责备的要求,王安石绝对是难以满足的。同时,王安石变法的涉及面有太广,不但有农田水利法、青苗法等农业方面的变法,而且还有保甲、将兵法、“太学三舍法”等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变法,真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为了堵塞士大夫们铺天盖地的批评,王安石又人为的加快了变法的速度,妄想几年内就达到自己预想的结果,怎么不急功近利呢?这样的最终结果会怎样呢?新措施一推出,在实施的过程中就会变样而“民皆怨”,就会招致批评,时间长了,王安石也心灰意懒了,再加上变法领导集团的分裂,不失败也难啊!第二,由于变法的急功近利,王安石变法中的“生财”措施特别是对人民有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在实施中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而“取财”的募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却是实施的非常坚决。农田水利法在实施过程中,兴修了大批的水利工程,使近万顷的田地得以灌溉,利民最大,但却不是新法的重点所在,实施很不得力,因此人民得到的实惠也不多。与之相应,方田均税法结局更加的可悲。本来此法是为了解决“田赋不均”而把全国的土地分为五等按肥沃程度重新定税,这对广大民众应该是最有益的,但自1072年颁布实施不到一年就废止了。剩下的诸法都是对人民百害而无一利,以至于“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而王安石却总是有“今岁增赋三百万”之类的夸耀,后来王安石的继任者章敦在新法恢复后,专以追求增加财政收入为能。在王安石变法的十几年里,作为阶级斗争晴雨表的农民起义就有35次之多,在此我们不得不怀疑新法对人民的危害是多么巨大!第三,变法是一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情,对领导者素质的要求是苛刻的,不是适当者变法还不如不变,同时,变法也是要讲究方法的,方法错误,肯定是越变法情况越糟糕。但反观王安石,我们不能不认为其驾驭变法的能力是有严重缺陷的。王安石少年即有盛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作文章见解千古奇绝,发人未见之思,在变法前,不但受到欧阳修、文彦博、韩琦、富弼、曾公亮等三代老臣的赞赏,而且也受到司马光、曾巩等同代人的推崇,是众望所归的变法领袖。“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受其官,唯患其不就也”。但变法过程中,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部反对新法,虽然这多少与文人相轻的积习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归因于王安石的刚愎自用,不肯从建如流。同时,王安石选用的变法领导集团无疑是问题多多,主要助手吕惠卿“奸邪不可用”,在变法遇到挫折时,就结党陷害王安石企图取而代之;曾布见风使舵,开始参与诸项新政制定,后见神宗怀疑新法,即迎合之,否定市易法,引起新党内部分裂。此外,王安石“结党为援”争权夺利,对以后产生了恶劣影响。苏轼反对新法害民,本是一翻好意,但新党却制造“乌台诗案”,几陷苏东坡于死地。由于结党,蔡京此类大奸臣最终在王安石的一手提拔下平步青云,以至酿成北宋末年的腐败局面;由于结党,使本为变法服务的争权成为官员牟取私利的工具,以至变法却成为了这种争权夺利斗争的点缀品。西汶艺术网[;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才二十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国家的不景气情况,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是像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川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鄞县,鄞音yin)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可以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王安石做了二十年地方官,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当管理财政的官,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合不来,他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

  这一回,他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又听说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兴兴应召上京。

  王安石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神宗一见面就问他说:“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

  宋神宗要他回去写个详细的改革意见。王安石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意见书,第二天送给神宗。宋神宗认为王安石提出的意见都合他的心意,越加信任王安石。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那时候,朝廷里名义上有四名宰相,病的病了,老的老了,有的虽然不病不老,但是一听见改革就叫苦连天。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大事,经过宋神宗批准,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变法的权抓了来。这样一来,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在鄞县试用过的,现在拿来推广到全国实行。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由宫府雇人服役。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宫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

  有一次,宋神宗把王安石找去,问他说:“外面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

  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的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

  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

  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

  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公元1076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到宋神宗逝世以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废除了新法,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