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尼斯人手机版,137.广州十三行

137.广州十三行

清代设立于广州的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即洋货行的别名,清人直称为洋货十三行。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放海禁,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次年,两广总督吴兴祚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等共同商定,将国内商税澳门威呢斯人赌场,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后者征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负责征收。广州洋行制度由此创始。十三行原属牙行性质,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特产品的中介贸易商行。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后来扩大了业务和权限,职能是向海关承担代缴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专设经理广州外贸税饷事务的洋行制度,是清廷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十三行是清代“一口通商”的缩影,也是广州对外贸易发展的见证。鸦片战争以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废除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公行制度,十三行遂没落。

广州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一线之都,无论是发展还是时尚性都极具代表。而广州的服装批发市场也是全国闻名的,其中十三行更是经典代表。广州十三行的服装主要以中低档为主,无论是男女童装,十三行都不会让你失望,那么广州十三行的具体地址在哪呢?现小编前来为你安利一番!

十三行到底是什么?

广州是我国着名的外贸城市,早在唐宋,对外贸易就十分兴旺,至清代就更加繁荣了。现在,在广州文化公园后面,有一条名叫“十三行”的街道。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一条极为平常的街道,普通的商店,普通的住宅,与别的街道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你可曾知道,从清代初期到鸦片战争的100
多年时间里,清代着名的对外贸易机构——十三行商就设立在这里,使之成为当时广州最为热闹的地方。
十三行商,在清代的对外贸易活动中举足轻重。行商由政府指定,属半官半商性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外商的代理人,同时还负有约束和监视外商的责任,有时也代表政府向外商传达有关官方的文件和政策。十三行商是外国资本主义商人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中介人,既带有封建性,又带有买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行商可算是近代中国买办阶级的前身。
由于十三行在清代对外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引起了以后很多经济史,地方志史等方面专家学者的兴趣,发表了不少研究和考据文章。关于具有外贸机构意义的十三行,人们一般认为它诞生于康熙二十四年,但也有说建立于1686年的。十三行这个名称是怎样来的?除了清代洋行这个意义外,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对此,人们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十三行的得名,是因为行商成立时不多不少,刚好是十三家,故名十三行,日本学者根岸佶就持这样的观点;有人认为十三行这个名称在明代已有,清代是“沿明之习”而已;我国学者彭泽益等人则认为不是“沿明之习”,其命名含义也无另有所指,而是随着洋货行的产生而出现的一个因循习俗特有的名称,用以区别其他行口,同时作为一个洋行商人的行帮统称而已。换一句话说,十三行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
有人认为上述三种说法都依据不足。以根岸佶论点为例,十三行商在全盛时期实不止13家。雍正时有四五十家,乾隆时亦多至26家。后来也有少至13家以下的,最少时只有4
家。只有嘉庆十八年、道光十七年,洋行数才恰好为13家。因此,认为十三行的得名与洋行数有关的论点不能成立。至于“沿明之习”的说法,依据也不充分,因为明代经营商业的行商只有“三十
六行“,并无”十三行“之名。着名学者吴晗在《广东十三行考书评》中认为”广东洋货行也许恰好是前明所留三十六行中之十三行,故即称之为十三行“,这一论点被许多学者认为可作十三行得名的参考。
1984年6 月3
日,《广州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十三行得名新考》的短文,对十三行的得名和含义,提出了新的看法。研究十三行的人,无不熟知清代广东着名诗人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十三行之名,最早见于此。学术界一般认为屈大均这首《竹枝词》是描写洋行十三行的繁华景色,但《新考》却认为这是误解。《新考》认为,屈大均写这首诗时,粤海关尚未设立,广州也未有洋行。屈诗中的“十三行”,并不是清代外贸机构意义上的“十三行”。据史籍记载:粤海关设立于康熙廿四年,此后才陆续设有洋行。而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虽没有写作年代,但里面的第一首曾描绘了当年广州降雪的情况。据考证,广州降雪非常罕见,百年不一遇。在屈大均一生中,只有甲子年广州降过雪。据此,《广州竹枝词》当写于1684年,比粤海关的设立早一二年,那时广州还未有洋行,因此,屈诗中的“十三行”,当然也就不是几年后才出现的洋行。
那末,屈诗中的“十三行”,指的是什么?十三行的真正得名源于何处?这可在《广东新语》中找到端倪。《广东新语》十五“黩货”条说:“东粤之货,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明代广东共十府,九郡指除琼州以外各郡。琼州府共领十三个州县,各州县均设推销琼货的行栈于此。所以琼货亦称十三行货,此地也就被称为十三行。根据上述考证,十三行的得名,是来源于琼州府的十三个州县在广州设立的十三个琼货栈,它的原始意义也在于此。事实上,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所描述的是“官商”们用洋船装载广东特产“五丝八丝广缎”驶向外洋出口,而不是洋行进口洋货的情况。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屈诗中的“十三行”不是作为清代外贸机构的十三行。
后来由于粤海关设立,准许洋商进口洋货,由于十三行濒临江边,便于卸货,清政府也就在这里设立洋行,这样,十三行也就变成了清代洋行的名称,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香港开埠,洋行又陆续迁到香港。此地为钱银业取代、在解放前,十三行又成了银钱业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新考》认为十三行得名于明代琼州十三个州县在广州设立的十三个琼货栈。清康熙年间,清政府在这里设立洋行,开展对外贸易,使十三行成了洋行的名称。在十三行存在的几百年间,洋行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短短的时期。围绕十三行的由来,上述几家各抒已见,并能自圆其说,目前尚很难说谁家之言更接近事实。谁能最终解开十三行何以得名这个谜呢?

广州是我国着名的外贸城市,早在唐宋,对外贸易就十分兴旺,至清代就更加繁荣了。现在,在广州文化公园后面,有一条名叫十三行的街道。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一条极为平常的街道,普通的商店,普通的住宅,与别的街道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你可曾知道,从清代初期到鸦片战争的100
多年时间里,清代着名的对外贸易机构十三行商就设立在这里,使之成为当时广州最为热闹的地方。
十三行商,在清代的对外贸易活动中举足轻重。行商由政府指定,属半官半商性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外商的代理人,同时还负有约束和监视外商的责任,有时也代表政府向外商传达有关官方的文件和政策。十三行商是外国资本主义商人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中介人,既带有封建性,又带有买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行商可算是近代中国买办阶级的前身。
由于十三行在清代对外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引起了以后很多经济史,地方志史等方面专家学者的兴趣,发表了不少研究和考据文章。关于具有外贸机构意义的十三行,人们一般认为它诞生于康熙二十四年,但也有说建立于1686年的。十三行这个名称是怎样来的?除了清代洋行这个意义外,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对此,人们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十三行的得名,是因为行商成立时不多不少,刚好是十三家,故名十三行,日本学者根岸佶就持这样的观点;有人认为十三行这个名称在明代已有,清代是沿明之习而已;我国学者彭泽益等人则认为不是沿明之习,其命名含义也无另有所指,而是随着洋货行的产生而出现的一个因循习俗特有的名称,用以区别其他行口,同时作为一个洋行商人的行帮统称而已。换一句话说,十三行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
有人认为上述三种说法都依据不足。以根岸佶论点为例,十三行商在全盛时期实不止13家。雍正时有四五十家,乾隆时亦多至26家。后来也有少至13家以下的,最少时只有4
家。只有嘉庆十八年、道光十七年,洋行数才恰好为13家。因此,认为十三行的得名与洋行数有关的论点不能成立。至于沿明之习的说法,依据也不充分,因为明代经营商业的行商只有三十
六行,并无十三行之名。着名学者吴晗在《广东十三行考书评》中认为广东洋货行也许恰好是前明所留三十六行中之十三行,故即称之为十三行,这一论点被许多学者认为可作十三行得名的参考。
1984年6 月3
日,《广州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十三行得名新考》的短文,对十三行的得名和含义,提出了新的看法。研究十三行的人,无不熟知清代广东着名诗人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十三行之名,最早见于此。学术界一般认为屈大均这首《竹枝词》是描写洋行十三行的繁华景色,但《新考》却认为这是误解。《新考》认为,屈大均写这首诗时,粤海关尚未设立,广州也未有洋行。屈诗中的十三行,并不是清代外贸机构意义上的十三行。据史籍记载:粤海关设立于康熙廿四年,此后才陆续设有洋行。而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虽没有写作年代,但里面的第一首曾描绘了当年广州降雪的情况。据考证,广州降雪非常罕见,百年不一遇。在屈大均一生中,只有甲子年广州降过雪。据此,《广州竹枝词》当写于1684年,比粤海关的设立早一二年,那时广州还未有洋行,因此,屈诗中的十三行,当然也就不是几年后才出现的洋行。
那末,屈诗中的十三行,指的是什么?十三行的真正得名源于何处?这可在《广东新语》中找到端倪。《广东新语》十五黩货条说:东粤之货,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明代广东共十府,九郡指除琼州以外各郡。琼州府共领十三个州县,各州县均设推销琼货的行栈于此。所以琼货亦称十三行货,此地也就被称为十三行。根据上述考证,十三行的得名,是来源于琼州府的十三个州县在广州设立的十三个琼货栈,它的原始意义也在于此。事实上,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所描述的是官商们用洋船装载广东特产五丝八丝广缎驶向外洋出口,而不是洋行进口洋货的情况。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屈诗中的十三行不是作为清代外贸机构的十三行。
后来由于粤海关设立,准许洋商进口洋货,由于十三行濒临江边,便于卸货,清政府也就在这里设立洋行,这样,十三行也就变成了清代洋行的名称,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香港开埠,洋行又陆续迁到香港。此地为钱银业取代、在解放前,十三行又成了银钱业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新考》认为十三行得名于明代琼州十三个州县在广州设立的十三个琼货栈。清康熙年间,清政府在这里设立洋行,开展对外贸易,使十三行成了洋行的名称。在十三行存在的几百年间,洋行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短短的时期。围绕十三行的由来,上述几家各抒已见,并能自圆其说,目前尚很难说谁家之言更接近事实。谁能最终解开十三行何以得名这个谜呢?

广州十三行于广州市荔湾区十三行路以十三行路为中心,以故衣街、杨巷路、十三行豆栏上街、和平东路服装商场环绕成的物流商业圈,已经成为广州历史最长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一般是早上五六点钟就开门了,12点半关门,所以要去进货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准确把握好时间哦。十三行商圈主要由新中国大厦和红遍天大厦构成。这里虽然不大,但是确实全国文明的女装批发市场。

欲了解十三行行商,需首先知道牙人、牙行。牙人(牙人、牙行有时为同义词)又叫经纪,
就是交易的中介人。牙行/人通过代客商购货、销货,从中赚钱佣金获利。有的行(如菜行、猪肉行)专做大宗批发,在竞争中形成垄断。清政府将带有垄断性的牙行用作控制经济之工具,授权它们帮助政府对商品实施抽税。那时想设立牙行,成为牙人并不容易,牙人要以全副身家付无限责任,各牙人实行连坐担保。经过比较可发现,广州十三行行商作为皇家特许商人专营西方贸易,同样实行连坐担保无限责任制,可见其带有浓厚的牙人色彩。

若是对于初次去十三行进货的小伙伴而言,一定要货比三家。不要急着在一家拿货,先大概问下价格再做决定。其次,拿货前先确定自己要拿什么风格的衣服,定好价位。然后进货要遵从货少种类多的原则,不同的风格与尺寸都需要进一些,不会太过单一。

关于“十三行”一词似为约定俗成之称谓,其来源不可考,可肯定的是:不止13家商行。在数百年内,从业的商行数量经常变动,行名亦常易。其具体位置,大概在今天的广州文化公园至海珠南路一带。据《粤海关志》卷25《行商》所载:“国朝设关之初,番舶之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后人所称广东十三行者实指一特定商行群体,其行称“洋行”,其商人称“洋商”或“行商”。

以上便是去十三行拿货的技巧,各位老板们一定要谨记哦。

补充一点:人们常言清朝闭关锁国,其中误解之处甚多。一、闭关锁国始于明太祖,是他固化了限制民间对外交往的政策(明成祖那是官方往来,是形象工程,实质为“官进民退”)。二、清代“一口通商”终究是通了,怎能说是闭呢?1685年,清朝开海禁,在粤、闽、浙、苏4省各开一海关。惜清廷防夷之心甚重,以为浙、苏两地重要,不欲夷商往之,又念粤省海防较严,又地处偏远,遂于1755年令广州一口通商。而其它三省虽禁夷船擅入,但商民可自出海谋生。要强调的是广州港以外的商民可以载货到海上与夷人贸易,但西洋人如果想找一贸易港则只能停在广州(澳门除外)。三、闽海关专办琉球贡舶和对琉球商贸。可见大家对“闭关锁国”的观念必须更新。

来华的洋人们都干些什么呢?

生活。大多情况下,西洋商人在夏天来华贸易。入广州之前,必先泊于澳门。待海关监督或其手下上船丈量船身,获得其许可之后,由引水人领船入黄埔停泊。按规定,船员须留在船内,货物由行商之搬运工运往十三行内货栈储存。船上之大班、二班、商人允许入住行商所开之“夷馆”。夷馆位于广州沙面岛,外国人住在2楼,1楼一般为货栈。夷馆是租住的,据外国人回忆,内部装修漂亮,令人感觉舒适。但清廷历来对外人防备深严,禁止他们离开十三行之区域,亦禁止行外平民与之接触,犯禁之华民必受严惩。在冬天前洋人必须离开广州,除了少量商务代表外,大多转往澳门。另外,严禁外商带女人来广州。从以上规定可知,这些远渡重洋来广州做生意的洋人肯定会憋得受不了。他们仅被允许每月外出游玩两次,分别去海幢寺和陈家花园(后改花地)。万幸的是天朝一向是个有法不依,选择性执法之地。针对洋人的严厉规定不知不觉渐成具文。据一个美国人的回忆,在鸦片战争前夕,商船在黄埔停好,办妥手续后,水手们即可获得“解放”,撑着小船涌向广州(注意:不得入城)。洋行附近满布中国小商小贩,操着蹩脚的外语,向白人兜售各种小东西。有趣的是那里开着不少挂着英文招聘的店铺,如Chowchou
Hong,Tom Birdman,Old Sam’s Brother
等等,它们多数卖酒给水手。进去这些店铺后,帽子上插着羽毛的店主便会笑眯眯地迎上来,用充满广州味的英文说:“老兄,您好!”“老朋友,我已经伺候过您两三个航程了,您还记得吗?”然后一边劝酒一边兜售各种中国杂货。当然,水手们也要解决憋了几个月的生理需要。在珠江上便游弋着专为洋人服务的花艇,梅毒也是由它们传回中国。

做生意。洋人在广州的主要交易对像为行商设立之“公行”组织。公行初设于1720年,有章程,规定除某些产品外,所有交易必须由外商与公行议价完成。公行之出现,引起行外商人与外商之联手反对,结果次年公行即告解散。直到1760年,公行在行商潘启官之吁请下恢复。至1771年,行商潘振成持东印度公司之10万两银贿通两广总督,令公行又被解散。后来到1782年,公行第三度建立,从此一直存在到1842年五口通商为止。

来穗之洋人多为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他们到广州后必须指定一名十三行商人为自己作保,后再与公行议价。他们从印度运来毛织品、棉花,行商为其代销,并售之予中国的丝、茶、南京布等物,这些被视为大宗商品,一向为公行与东印度公司垄断。不过,十三行并无垄断所有对外贸易。除上述此以外的商品(如瓷器等)是允许外国散商和行外华商交易的。其中一种外国散商称为“港脚商人”,多为不受东印度公司雇用,来自印度的英国人,他们持东印度公司之许可证,其生意占中印间贸易额之三成。另外,东印度公司允许公司之船长、船员自带货物做零散交易,其贸易量也占总额之15%。而来自西班牙、法国、荷兰、美国等国的商人亦构成散商之一部分。行外交易亦须一名行商为其作保,以该商行号之名义交易及纳税,行商从中收取费用。

纳税。洋人做生意当然要纳税,钱由他们出,但经手的却是行商。1745年两广总督设立保商制度,即在20多家洋商里选定几名身家殷实者充当保商。当时,外国船只之进出口税费全由行商在船只离港返航时缴纳。保商之责在于督促各商自觉纳税,有时保商要亲自从外商手中征税,最后转交于海关。若上缴额少于应缴额,保商须以自身财产补足。

按正式规定,外国船只应缴之税,一曰船钞,二曰货税。前文提到的丈量船身之事,是为确定船的大小,目的是依其大小收税。其额度多至每船二千多两,少至数百两不等。货税乃根据船中货物之不同种类,按重量征收。据说其税金约值货价之2%到4%(这是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的说法,似乎大误,但本人未读其它材料,暂取此说),比之当时西方的税率低出不少。原来清廷定好每年仅从粤海关抽走定额税4万多两,其盈余部分规地方自理,后来改为所有税银都上缴朝廷。然而,在此正项以外其实还有各色杂项,说白了即是陋规,其种类繁多、名称各异,行商、外商均深受其苦。外船进港期间约需交30种费用,待其离开广州时又需交纳约38种费用,它们皆尽为各官吏、兵丁、买办所得。大约算来,每船无论大小都要花费约一千多两银,其总称是谓“规礼银”。1726年后,海关将此银规范起来,载入《海关例册》,要求行商、保商代为征收,尽入海关。1759年乾隆皇帝正式公开承认此额外收入,冠之以“归公银”之名称,亦同时命令不得再加征其它税费。

洋人与中国官员

中国官员向来轻视外商,以为天朝不缺夷人之货,但夷人却一日不可缺少天朝物产,故把通商视作恩赐。当中外发生矛盾,中方每每以中断贸易相威胁。另一方面,外商若有事欲联系广东官员,必须由行商转达,因官员不屑于接触夷人。若写信联络,其书信之外封须写“禀”字,以示低人一等,亦由行商转交。他们在广州期间的一切行为,行商(即该外商之保商)有责任对之约束,若外商犯禁,保商必受累,轻则罚钱,重则入狱。

不过正如上文提到的一样,有些规矩日子长了也就形同虚设。到了鸦片战争前,虽然洋人依然不能进广州城的大门,但他们偶尔会站在大门外,等地方官员路过时呈递上他们的请愿书。中国官员会一边温和地训斥这些夷人“任性妄为,实乃有悖天子的圣意”,一边欣然地收下请愿书。之后双方会作一次愉快的交谈。官吏们甚至替洋人沏茶泡水,并乐呵呵地接下洋人的方头雪茄。临走前,官员还会下令惩罚放夷人进屋的侍卫。

十三行行商

十三行行商多为祖籍福建等地之省外人。据西人所载,行商姓名多以官字结尾,如伍浩官、潘启官等。因为他们致富后多用钱捐得官衔,故从现存油画中所见的行商形象亦多穿着官服,从中可见当时重士轻商的社会观念。行商们常为己取一商用名字,政府文书、商业契约上皆用此名,且此名可由儿子、兄弟、孙子继承,故后人常在资料中看见不同时代之人用同一姓名。但行商之族谱却不载此名字,令史家多感疑惑。行商垄断对外贸易,故不少人能够暴富,其中怡和行之伍秉鉴非常有名,其名声一度飘扬海外,曾有西方人将他评为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之一。

事实上,行商们的日子也不一定好过。他们是政府钦赐的官商,政府便长期对之实施勒索。行商们会定期或不定期,自愿或非自愿地向政府输送金钱。其名义有提供军饷、赈灾、支援公共设施建设等。有时纯粹是无条件向皇帝输送礼金,若皇帝过大寿还要送多一份。一些洋行因此而遭遇困难,由东印度公司接济。此外,一些行商经营不善也是其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他们从外商处赊货转售,若不能及时售完就会出现赊欠。有的行商资金周转不过,向外商借贷,其利息高达8%~20%,但比起同期国内之高利贷竟属低廉。尽管如此,不少行商终因此而债务缠身,弄至破产。清廷一直严申禁止行商向外商赊购货物或借钱,违者重罚,但屡禁不绝。行商常到破产遂东窗事发,接着多被抄家并发票伊犁充军,极端凄惨。按照规定,破产行商所欠债务须由担保其入公行者承担,甚至由全体行商承担。此为,若外商逃税、走私,一经发现,保商也会被重罚。这些严苛的规定均易使行商难以为继。更麻烦的是,作为“钦赐”的身份,行商不能轻易退出该行业。欲退商需先获政府批准。1808年同文行潘致祥花10万兩贿通海关监督成功退商,不料在1815年却被勒令恢复经营。据潘氏后人所传一言谓:“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此或为当时行商们内心之写照。

1842年清廷被迫五口通商,行商失去垄断地位,十三行之辉煌不再。因为外国船只更多地驶往华东地区,那里更靠近货源。其时一些洋行改名茶行继续经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6年12月15日,广州民众在十三行附近与英军爆发冲突,之后火烧与洋人有关的十三行。所有房屋毁于一烬,十三行之历史从此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