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得到”里,听了新一期的“罗辑思维”。罗胖在这一期名为“平庸之恶”的节目里,指出了现代社会的最主要特征——社会分工是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一方面,社会大分工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另一方面,社会分工也可以让人们对极为“邪恶”的事情“视而不见”。

张华不满意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天到晚,不知忙些什么?以他火爆的脾气,不骂人,不扯皮,不干活,简直活不下去!但是,他却活下去了,一天又一天糊里糊涂地活着。

一、

看看这幅画:

在节目中,罗胖以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犯罪事实为例,描述了当时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官僚体系和军队体系是如何屠杀犹太人的。没错,屠杀犹太人这件事就是运用了“社会分工”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将600万犹太人推进了死神的怀抱。希特勒先是成立了一个官僚机构——犹太人专家局,就是这个机构的领导下,德国的整个官僚体系开始了有条不紊地屠杀犹太人。有的人负责对犹太人进行人口普查,有的人负责没收他们的财产,有的人负责将犹太人抓起来送进集中营·····,最后有人负责打开毒气室的开关~~~

七点钟,晚自习开始不久,教学楼内忽然喊声大作,“打,打,打。”奔跑,吼叫,女生惊心动魄的哭喊,桌子“嘭嘭嘭”倒地,凳子沉闷的撞击,玻璃掉在地上的脆响。各种声音纷至沓来。

6年前,也就是Google不得不撤离中国不久,彭博商业周刊出了一期封面文章:Be
evil—what does it taketo be China’s dominant search engine?

澳门威斯尼网站的网址 1

虽然,希特勒背负了“刽子手”这个称号,但是如果没有德国整个的官僚体系和军队系统的配合、分工、执行,希特勒也不可能杀掉600万犹太人。希特勒固然是罪魁祸首,但是当时纳粹德国高效率的官僚体系也是罪责难逃的帮凶。

他立马跑向教学楼,声音从三楼传来。逆着人流的方向,他奔上三楼,三(4)班教室出事了。他狂奔过去,三个“二流子”挥舞长刀,蹦上来,跳下去,口出狂言:“谁过来,要谁的命!”另一个拉着一位漂亮的女生。负责自习的老师溜了,学生们被逼到墙边,惊恐不安。

翻译成中文:

这里风景如画,用来拍婚纱照再适合不过了,本来应该是坐着白衣新娘的石凳上,却坐着一个纳粹。

澳门威斯尼网站的网址 2

他猛地大吼:“住手!”“哐啷”关上门,大叫,“男生们,拿凳子砸死这些流氓,出了问题我负责!”

作恶——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是怎样炼成的?

这是神秘的英国涂鸦艺术家班克斯的作品,名叫《平庸之恶的平庸之处》(The
Banality Of The Banality Of
Evil)。风景画是他从二手商店中买来的,石凳上的纳粹,是班克斯的手笔。

集中营里的犹太妇女和儿童

话音刚落,凳子飞过去,三人当场倒下。挟持女生的二流子惊呆了,女生趁机跑了。女生们泼开水,扔杯子、开水瓶、饭碗,书籍、文具盒,砸得他昏头昏脑。

很明显,所有人都心里门清:百度在作恶,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了

所谓“平庸之恶”,出自二战后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是说一个罪恶的体制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肆虐,源于普通人的服从,这种服从,就是“平庸之恶”。

但是,我们站到另一个角度想一想,当时德国官僚体系中的德国官员,他们也不过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在现代社会,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会被组织所排斥。因为,如果一个组织容忍了不听从上级命令的下属,那么任何工作的开展都将困难重重,分工协作也无从谈起。那么,一个听从了上级(德国纳粹)命令的德国官员,是否应该为屠杀犹太人负责呢?结果是毫无疑问的,虽然人们可以理解他当时服从上级的行动,但仍然会认定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张华喊一声:“都住手,过来八个人,拉起他们!摆好桌子凳子,继续上晚自习!”

但,并非所有人都欣然接受对百度的抨击与讨伐——事实上,说超过80%的中国人对百度的作恶视若稀松平常乃至正常,且对讨伐百度不以为然,应该一点也不夸张。

最近一直在跟踪美国发生的一切,特别是针对七国难民的旅行禁令发出之后,看到很多普通美国人冲到机场,举着各式各样自制的牌子,欢迎怀着美国梦、来到这片“自由之地”的难民。让人感动的不仅是他们,还有代理司法部长Sally
Yates,这位勇敢的女性告诉司法部的律师们,不得为旅行禁令这样的恶法辩护。她的命令刚发出不到两个小时,上头就把她解职了。那套真人秀里面的把戏,被那个黄毛小丑玩到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写字楼和办公室——白宫的椭圆办公室之中。在这里,林登·约翰逊总统曾经签下《民权法案》,大大促进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的平等。如今,历史的火车头似乎要准备开倒车了。至于到底能开多远,艺术君觉得,有上面那样的普通人和Yates们,加上多年来的公民教育和宪法的保护,“平庸之恶”不会在美国大行其道。

但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人类现代社会的BUG,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社会分工”,既可以造福社会,也可以制造罪恶。每一个社会个体在执行分配来的任务时,单单这一个任务并不能体现出多大的邪恶性,例如,对犹太人进行人口普查的德国官员,将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德国军官等等。在我们就这些德国官员执行的任务进行评判时,他们所作的事情真的算不上犯罪。但是,一旦我们将所有进行了针对犹太人行动的德国官员的行为综合到一起,我们就能知道600万犹太人是如何被屠杀掉的。

男生们过来,搬走压在三人身上的凳子、桌子,从地上拉起来,左一个右一个,挟着。

格隆汇有不少会员来自百度,格隆与很多百度员工聊天,他们不约而同都在叫屈:百度也是受害者,百度有苦说不出。百度被黑,是因为民粹要找个宣泄口和替罪羊,其他搜索引擎其实都这么干。是监管部门的责任,这个锅,百度不背。

那么,普通人在独裁或者极权统治下应该怎么办呢?如何自处?艺术君翻译了Open
Culture网站的这篇文章:《汉娜·阿伦特:独裁统治下的个体责任》,与大家共勉。

所以,“执行上级命令”,并不能成为判定他们无罪的依据。

两个男生押一个二流子,张华拿着4把长刀,涌到保安室。保安袁滑子和政教陈主任不知去向。

一个完全公允,且有相当独立思考能力的朋友发给格隆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没有必要墙倒众人推。百度并不是恶人,它只是在做一家必须赚钱的公司该做的事情。Business
is
business。这种生意,百度不是唯一一家。搜狗,360搜索,其实都是一路货色,不会有啥本质差别。商业制度环境如此,商业模式如此,整体道德沦丧,百度能怎么样?起底莆田也好,围剿百度也好,最终发现,其实是个大染缸,人人互害,人人受害。

下面这段话,来自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著作开头:

看到这里,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生出一种惶恐,在社会大分工的环境下,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执行上级命令”是不是在作恶呢?其实答案并不难找,二战中的那些德国纳粹官员之所以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是因为他们已经将执行上级命令作为一种下意识的条件反射,而没有去跳出自己当下的任务、工作和职责范围,以全局性的层次来考虑自己接到的“上级命令”。最后,他们忠实地执行了当时德国元首希特勒的命令(其实,一直有人质疑希特勒是否下过“屠杀犹太人”的命令。理由就是找不到证据,证实希特勒曾经签署过“屠杀犹太人”的命令),将几百万犹太人按部就班地屠杀。

他派学生去找。过了好一阵子,三(4)班班主任、陈主任、吴校长、袁滑子,陆续到来。又过了半小时,警察在“呜呜呜”的警笛声中,跚跚而来。保安室外,围满看热闹的人。

事实当然绝非如此!

艾希曼的问题,正是很多像他一样的人的问题:他们既不是变态,也不是施虐狂,而是他们从前就是,现在也是极其普通,令人恐惧的普通。从我们立法机构和我们的道德判断标准角度来看,这种普通,要比所有暴行的总和加起来还要令人恐惧,因为它背后有种暗示,也是在针对纳粹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和他们的律师们一再提到的:这种新型的罪犯,实际上是“人类之敌”(hostis
generis
humani),他们犯下的罪行,处于一个大背景中,这个大背景让他几乎不可能知道、不可能感觉到自己是在作恶。

澳门威斯尼网站的网址 3

进入固定程序,回答完有关问题,张华回到寝室。想起刚才的事来,感到心惊肉跳。

假设——注意,格隆说的是假设,假设制度规则环境真的有问题,也决不是免除所有人罪责的理由。澳门威斯尼网站的网址,相对于制度之恶,那种不思想、无判断、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规恶行不加抵制,盲目服从,甚至是直接参与并从中谋利的参与者之恶,后者比前者之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澳门威斯尼网站的网址 4

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个巨大的悲剧中学到一个重要的教训——虽然,我们是处在一个巨大的社会分工协作的体系当中,但我们必须要对自己面对的大环境或大系统有基本的认知,对上级所发出的命令既要追根溯源,更要穷究到底。

这样的事,他经历过五次。经历一次,悲哀一次;重复一次,颓唐一次。中专成了附近二流子们的猎艳地。

这就是格隆认为20世纪唯一堪称最伟大哲学家的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著名的“平庸之恶”: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甚至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

接下来就是Open Culture 的文章。

这要求我们随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观察、思考的习惯,通俗一点儿来讲,就是避免沦为平庸。

早晨,吴副校长通知他:“你们勤工俭学基地,位于学校菜园中间,傍边一条小沟。”计划中50亩的“科技园”,沦为菜园。所谓的“基地”,东边林老师支着黄瓜架,挂满淡黄的花儿与鲜嫩的瓜儿,夹杂紫色的茄子,浓绿的辣椒;西边马老师种着毛豆、绿豆、土豆,生意盎然;南边谢老师绿油油的莴苣,整整齐齐,长势喜人;北边是许老师的玉米地,翠翠的叶子,剑一样挺立,红红的缨子,迎风飘扬。

道德将从此沦丧

澳门威斯尼网站的网址 5

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们追求卓越、避免平庸的奋斗和努力又多了一层极为重大的意义,那就是避免自己“不知不觉”地成为邪恶的帮凶。

与菜园相比,“基地”一片荒芜,是以前电工房的遗址(真的是遗址),尽是砖头、瓦砾和水泥块。草都长不出来,老师们没种菜。

二、

汉娜·阿伦特关于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接受审判的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于1963年,书中贡献了二战之后最著名的议题之一:平庸之恶。起初,这个概念引发了评论界的轰动。“排山倒海的争议,集中在阿伦特记录的审判过程、她对于艾希曼的描绘,还有她针对犹太委员会(Jewish
Councils)角色的讨论上,”迈克尔·以斯拉(Michael
Ezra)在《异见》(Dissent)杂志上写道,“她宣布:艾希曼不是‘怪物’;实际上,她怀疑,艾希曼是个‘小丑’。”

吴校长前脚跨出去,他“咚咚咚咚”捶打桌子,嘴里叽哩咕噜,“简直像过家家,几十平米,能做什么?”原先的设想,全部落空:一亩地,种植五种市场稀缺、贵重的中药材。二月份申请,今天才批准,两个多月。一巴掌大,屁股都蹲不下,做什么试验?“荒唐!几十平米的基地!三百亩农田,就挪不出一亩?”

二战后,曾经有两次对纳粹的审判。对于高级军官的审判很快就结束了,但对低级军官的审判在战后几年才开始。时值1947年,德国纳粹早已不是世界的威胁,不少人质疑这场审判的意义。关于一场已经发生并被解决了的灾难,我们有必要反复回溯“展示耻辱”,甚至去追究和复仇吗?

阿伦特责备被迫合作的受害者,这也是评论界最不满的,阿伦特还指出:这些受害者让纳粹军官艾希曼看上去很普通、毫无异常,因此帮他卸下了良心和责任感上极其沉重的道德重负。阿伦特在《独裁统治下的个体责任》一文中回应了外界指责,该文发表于1964年。文中,她澄清了自己在标题中提出的问题,指出:如果艾希曼可以代表一个罪恶的、不人道的系统,而不是让人震惊的普通人,他的认罪将会让他成为替罪羊,其他人就借此逃脱。实际上,阿伦特相信:每一个为纳粹统治工作过的人,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都是协同罪犯,都应该得到道德上的指责。

他恨不得一口吞下心中的仇敌,破坏自己计划的仇敌。但谁是仇敌呢?是平庸,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风气?还是为小利益放弃原则的人,或既得利益者?还是谁也不得罪的老好人?

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叫汉娜·阿伦特的犹太裔教授的论点最终支持了审判的进行:“这场战争,如果只是邪恶的人做了邪恶的事,那么审判确实没有必要。但是否还有一种可能性:这场战争的种种决定,是善良的人在特殊的情况下,做出了恶的决定?那我们是否有必要回顾,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一个善人做了恶的决定?”

不过,尽快大多数人都应因为严重的道德犯罪受到指责,这些合作者实际上并不是罪犯。相反,他们选择服从一个显而易见的罪恶统治制定的规则。这个差别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道德挑战。阿伦特指出:每一个为统治服务的人,都认同了不同程度的暴力,而他们实际上有其他选择,即便这些选择可能是致命的。她引用了美国作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话,写道:“如果有人用枪指着你,然后说‘杀了你的朋友,要不我就杀了你’,他是在诱惑你,事实如此。”

不该朝吴校长发脾气,他不过传达罗校长的“指示”。老好人,弥勒佛一般,挺着大肚子,挂着一脸肉,笑眯眯的。见佛烧香,见鬼瞌头。但是坏事的,往往就是老好人!

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ZF在耶路撒冷对逃亡18年之久,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进行了审判,审判一直持续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

虽然这种大背景为杀戮提供了某种“合法的借口”,阿伦特希望定义出“道德的问题”,这是苏格拉底式的原则,她以前以为我们都认可这一点:“受难要好过作恶。”即便作恶是法律规定的,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也不是罪犯或者精神变态,阿伦特认为,他们是遵从规则的人,受到社会特权的保护。“正是受尊敬的社会阶层成员,”她写道,“在纳粹早期阶段,这些人没有受到理智和道德动乱的影响,而他们也是最早屈服的人。他们只是将一种价值观系统换成了另外一种,”而完全没有反思新系统的道德问题。

两天前,亲眼见到瘦猴子罗校长,训斥人高马大的吴校长:“我叫你做的事,完成没有?”样子可怕,声音吓人,吴校长一声不吭,还是那副笑面佛的样子。张华看不下去,绕道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其实压死人的不是“官阶”,而是性格。

艾希曼,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总管。可以说,就是他的设计,把六十万犹太送上了死路。他在战后一度潜逃阿根廷,历经十八年。1961年,锲而不舍的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终于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当时有一部纪录片描写整个抓捕过程:艾希曼在阿根廷的一辆巴士上被发现,包围,当场麻醉之后,秘密押上飞机带到德国。清醒之后,这个想象中应当残忍冷酷、毫无人性的人,开口第一句话是:

另一方面,拒绝服从甚至“选择死亡”而不是杀戮的人,并没有“高度发展的知识或道德水平”。但是他们是批判性的思考者,实践苏格拉底所谓的“在我和自我之间的沉默对话”,他们拒绝面对这样的未来:在犯下或允许暴行之后,还必须要跟自己相处。我们必须记得,阿伦特写道,“无论发生什么,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都必须要跟自己相处。”

一年前,张华与女朋友的爱情修成正果,请吴校长做媒。势利的他道貌岸然地说,“这事帮不上忙,罗校长想让侄女罗琴嫁给你”。张华说:“我不认识罗琴。”再三请求之下,吴校长写了一封信,张华在准岳父(吴校长的同学)面前碰壁。

“我的妻子在哪里?请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这种拒绝参与的行为,也许是不起眼的个人行为,而且看上去也没什么效果,但是只要人数够多,就会产生影响。“所有政府”,阿伦特引用第4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话,“都是建立在所有人意见认同的基础上。”(All
government rest on
consent.),而不是卑贱的服从。没有政府和企业员工的意见认同,“领导者将会是孤家寡人。”阿伦特承认:单一政党专政的威权国家,积极反抗也许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是,当人们感到无能为力、很多人处于压迫之下的时候,她写道:诚实地“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能赋予我们“一些剩余的力量”去拒绝。

女朋友偷出那封信,上面写着,张老师是老实人,同意与否你自己拿主意。总之,吴校长打定主意,两不得罪。结果让他的姻缘破灭。

他没有头上长角,他没有三头六臂,他不是想象中的恶魔。在危难之际,他的第一反应,是关心他身边的亲人。

即便只是花一点点时间,我们也必须想象:如果有足够多人愿意“不负责任地”行动并拒绝支持,即便没有积极抵抗或者反叛,这些任何形式的政府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武器是多么有效。事实上,这正是多种不同形式的非暴力行动和抵抗之一种,比如公民抗命中就隐藏着巨大的力量。

张华是农技中专有名的老师,能力出众,业务冒尖,敢说敢干,敢于创新。但处处受掣肘,寸步难行。想搞一点田做实验,无人拍板,无人给地。同学们飞黄腾达,他却一事无成。

汉娜·阿伦特作为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全程跟踪了这次审判,在其后完成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这样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整个庭审过程中,他的表现非常安静。安排车次、装载犹太人、一批一批的往载反复,他说,我是在做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让车次运行的快,让车次运行的有效率。他充满自豪的回顾,在这个岗位上,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他勤恳奉公,完成工作无可指摘。

拒绝参与暴虐体制或是它针对的目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阿伦特知道,此类行为将会带来巨大代价。然而她指出:如果不这么做,代价更高,事态更糟。

“悔不当初,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他总是这么感慨。

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澳门威斯尼网站的网址 6

中午,许多人打扑克,抹麻将,睡大觉,吹牛逼。他不喜欢参会,就和政教处陈主任抬杠。室内空气沉闷。室外布谷鸟飞过田野,边飞边叫,“阿公阿婆,割麦栽禾。”远方传来杜鹃的哀嚎,“咕,咕,咕,咕”,不绝于耳。春光渐老,韶华渐远。

只是——他怎么可以无视这个事实,无视他的装载量出众的车皮上,装载的,是无数条将要无辜死于种族屠杀的生命。他怎么可以无视,他视为“只是一份工作”的工作,有如此深远的道德破坏力。

※    ※    ※

“中国的悲剧,口头上的雷锋太多,行动上的雷锋太少。奉献派太少,伸手派多,自私者更多……”

道德的反面,不是不道德,而是漠视道德。

以上中文文字内容,版权归郑柯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

“那只是你的偏激之论……”陈主任反驳。

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处以绞刑。

如果你想向艺术君提问有关艺术、翻译、或者高效工作相关工具的有关问题,请长按艺术君的“分答”二维码。

许多人不发表评论,只看热闹。

在阿伦特的眼中,艾希曼并非恶魔,而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常的人”。在第三帝国中,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一个好党员,当然没有理由将自己看成是有罪的。他并非灭绝的组织者,他只负责协调并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诚履行职责而已。

如果你想给坚持原创和翻译的艺术君打赏,请长按或者扫描“分答”下面的二维码。两个二维码,一个是一套煎饼果子,另一个您随意。

一个中午,不明不白地度过去了。

阿伦特写道:“从我们的道德准则来看,这种正常比把所有残酷行为放在一起还要使我们毛骨悚然。”

 

上午,下午,只是重复以往的故事:铃声响了,上课;铃声响了,下课。进教室,出教室;进办公室,出办公室!

在这里,她把罪犯与“平庸”联系起来,说:“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

澳门威斯尼网站的网址 7

在无谓的重复中,大好的光阴溜走,美好的人生消失。

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一年,在柏林进行了另一场有关“平庸之恶”的著名审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30岁都不到的年轻人,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澳门威斯尼网站的网址 8

而他,不知道仇敌是谁,不知道找谁报仇?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好朋友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澳门威斯尼网站的网址 9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主审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道德义务。

Share this:

  • Click to share on Twitter
    (Opens in new
    window)
  • Click to share on Facebook
    (Opens in new
    window)
  • Click to share on Tumblr
    (Opens in new
    window)
  • Click to share on Google+
    (Opens in new
    window)
  • Click to share on Pocket
    (Opens in new
    window)
  • Click to email this to a
    friend (Opens in new
    window)
  • Click to print (Opens in
    new
    window)
  • Click to share on
    Pinterest (Opens in new
    window)
  • Click to share on LinkedIn
    (Opens in new
    window)
  • Click to share on Reddit
    (Opens in new
    window)
  • Click to share on WhatsApp
    (Opens in new
    window)

三、

Like this:

Like Loading…

“平庸之恶”往往与极权相关。

探讨集权主义,有两本书是格隆百读不厌的,一本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本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汉娜·阿伦特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但由于她是犹太人,无法获取教授学术资格认定(habilitating),她也就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授课。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开始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汉娜被迫流亡巴黎。随着二战爆发,法国部分领土被纳粹德国占领,阿伦特不得不再次流亡。1941年,在美国外交官Hiram
Bingham
IV的帮助下,阿伦特前往美国——这位美国外交官“非法”向2500名犹太难民发放了签证

经过了多次流亡,以及20世纪“具有最黑暗的混乱、最黑暗的野蛮、最黑暗的残酷”的时代后,几乎是源于一种直觉,阿伦特总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历史的脉动与矛盾,并从中找到人性的位置。她常被称为哲学家,但她本人始终拒绝这一标签,理由是“哲学关心的是单个的人”,而她的著作集中关注“生长繁衍于大地之上的人类,而非个人”。

没有人比阿伦特更了解:20世纪的道德大崩溃,不是由于人的无知或邪恶,未能辨别道德“真相”,而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可能做出的事情

1958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再版,该书以纳粹德国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她写道:“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权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滥用权力,不受法律约束,服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成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它甚至公然鼓吹和践踏人的道德信条,使得撒谎、做伪证、对他人行使暴力等做法畅通无阻”

她在书中对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和历史上各种专制政治、独裁制和暴政形式做了区分,分析它的“现代性”的特点。她指出,“极权国家除了独一(monolithic)结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政党和国家并存的现象,完全缺乏制度。极权统治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蔑视自己制订的法律,发展到全面专政,就是警察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活生生的人被强行塞进恐怖的铁笼中,从而消灭行为(活动)的空间——没有这种空间,就不可能获得自由的现实状态。极权统治的结果,人们不但丧失了自由,甚至窒息了自由的渴望,窒息了在政治领域以致一切领域内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整个社会无所作为。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普通人在丧失现实感的同时,丧失了对于周围世界健全、正当的判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从而犯下无数突破道德底线的“平庸之恶”。

在阿伦特看来,“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这正是基于她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群众运动的深入的思考。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跟着像希特勒这样一个独裁者跑?为什么一个像纳粹主义这样的专制政体能够靠像艾希曼这样粗鄙、肤浅的人来支撑?

无他,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而逃离“平庸之恶”,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心有敬畏,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四、

很多时候,道德底线都远比法律底线更有意义: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可以运作得很好,但如果没有了道德底线,个体的“平庸之恶”能毁掉整个社会。

百度如此,十年文革也如此。

1981年,美国UCC化工公司在印度的Bhopal设立工厂,生产胺甲萘。那个城市如印度所有的城市一样,人口密集。工厂设在闹市区,生产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致命的异氰酸甲酯,同时工厂一直大量囤积这种致命化学物。按照美国标准,这种生产标准决不能通过,但按照印度当地法律,则是可以被接受的。

公司美国总部并非不知道其中风险,但鉴于能为股东“make
money”,且形式上不违反任何印度法律,大家都这么干,所以工厂如期开工。

1984年12月2日午夜,异氰酸甲酯气体发生泄露。

没有明确的伤亡数字。约数为:当场死亡:10,000至20,000人。终生残疾:100,000人。部分致伤致残:500,000人。

没有一场战争曾经一夜之间伤害过这么多生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没有,投在长崎的原子弹没有,两者加起来也没有。

讽刺的是,悲剧发生的当时,那些事故的幸存者,那些工会头领,那些眼看着自己的同胞一夜惨死,眼看着更多的曾经的同事遭受终生无法正常呼吸的苦痛的人,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不应该指责UCC工厂。我们已经失去了上千条生命,难道我们还要失去上千个工作机会吗?

这在贫穷的印度几乎是一个百试不爽的要挟:工作还是生命?去工作,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发生这样的事故的几率,也许十年一遇;但如果失去工作,饥饿明天就会降临。

这家公司,最终赔偿$470M,折合每条人命3300美金。

这场悲剧是一场事故,不是阴谋。不违法,不违规,没有居心叵测的一小撮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扳动阀门,滥杀无辜。没有人需要在其中承担法律责任,一切都是实在的无心之过。

但这里唯一没有安排座位的,是道德。

五、

为了加速战争的结束,1945年2月13日,英国皇家空军针对平民与伤员为主要人口的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发动了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德累斯顿这座曾经美得让人惊叹,象征着德国巴洛克建筑之最的城市被彻底摧毁,超过25万人死亡。直到今天,德累斯顿大轰炸依然被看成二战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事件之一,甚至被视为战争罪行。

战后被称为“屠夫”的英国空军司令哈里斯也承认,这是杀戮人民,但他强调空袭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方案也不是由他制定的,他只是执行而已。同样辩解的包括丘吉尔。1945年3月邱吉尔致信英总参谋部,试图为轰炸开脱责任,但总参谋部“基于显然的人道灾难”拒绝接受这一文件。

或许,邱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的阐述真正反映了他的道德挣扎:“如果我们走得太远的话,是否也会成为禽兽?”

每个人都可能经历“黑暗时代”,但这绝不是你作恶的理由和托辞。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但破坏力实实在在就在那里。

格隆以汉娜·阿伦特另一本名著《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序言来做本文结尾:

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