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军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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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在军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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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8日,由中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隆重开幕。

7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原则,对文艺的本质、文艺的对象、文艺工作的方法和任务、文艺的指导思想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70年来,《讲话》精神指引着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走出小鲁艺,投身大鲁艺。1949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成立,《讲话》精神指引着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投身火热的现实生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人民大众,不断谱写新篇章。

为了更好地继承、弘扬和践行《讲话》精神,中国美协始终坚持艺术源于生活,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筹划,精心组织纪念5•23《讲话》的写生、创作、展览、研讨等系列活动,广泛发动全国美术家,从而掀起了继续弘扬光大《讲话》精神的热潮。从2011年10月至2012年4月,中国美协组织全国各地的100余位老中青美术家分四批赴延安、太行山革命老区、天津滨海新区、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等地深入生活、采风写生。2011年10月24日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举行了启动仪式。每一批写生采取了跨年龄、跨地域、跨画种的画家组合,达到了艺术交流和沟通的效果,在写生地点的选择上,注重地域性、人文性、民族性,使美术家们进一步加深对民族文化的了解、生活体验的积累、文化担当的自觉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并把“送文化、下基层”作为了写生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送文化、下基层过程中,不仅使当地群众分享了文化建设的成果,同时也发掘了地方特色文化,并加以保护、传承和发扬,努力开启当地群众的艺术天赋,指导和培训基层美术工作者,使他们也成为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创作者。力图把“输血式”的送文化下乡,变为“造血式”的“种”文化下乡。

今年2月28日,中国美协邀请30余位美术家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界座谈会”,重温《讲话》精神,深情回顾了《讲话》对于延安美术和新中国美术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深入探讨了《讲话》精神对于今天美术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艺术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如何在今天的艺术创作中理解“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以及深入生活与写生、创作之间的关系。

为推动此次展览的创作,中国美协在年初兰州工作会上向各省市区美协做出动员部署,截止4月15日共收到32省市区美协推荐作品1301件。4月20日,经过初评评出入围作品347件,加上采风写生活动艺术家的作品130件,共计477件作品。经专家复评,最终评选出273件入展作品,其中特邀作品58件、写生作品61件、推荐作品154件,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画、粉画、漆画等多个画种。入展作品大多是美术家们通过考察和写生,从鲜活的自然与生活中获取生动而充实的创作素材,精心创作出的一批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主题性优秀美术作品。题材内容丰富,形式风格多样,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也是继去年“纪念建党90周年全国美展”之后,又一次全国范围的主题性新创作的集中展示,也反映出现当代美术家在新时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展示出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中国美术创作的时代精神。

中国美协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九次文代会精神,牢牢把握历史机遇,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树立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核心价值观。始终扎根现实生活,汲取丰富营养,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人民群众,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创造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

18日下午1:30,在军博博兴大厦还将召开研讨会,著名理论家、本次大展评委、作者代表30余人再次重温、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探讨深入生活与创作的关系。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展在军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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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8日,由中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隆重开幕。

7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原则,对文艺的本质、文艺的对象、文艺工作的方法和任务、文艺的指导思想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70年来,《讲话》精神指引着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走出小鲁艺,投身大鲁艺。1949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成立,《讲话》精神指引着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投身火热的现实生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人民大众,不断谱写新篇章。

为了更好地继承、弘扬和践行《讲话》精神,中国美协始终坚持艺术源于生活,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筹划,精心组织纪念5•23《讲话》的写生、创作、展览、研讨等系列活动,广泛发动全国美术家,从而掀起了继续弘扬光大《讲话》精神的热潮。从2011年10月至2012年4月,中国美协组织全国各地的100余位老中青美术家分四批赴延安、太行山革命老区、天津滨海新区、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等地深入生活、采风写生。2011年10月24日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举行了启动仪式。每一批写生采取了跨年龄、跨地域、跨画种的画家组合,达到了艺术交流和沟通的效果,在写生地点的选择上,注重地域性、人文性、民族性,使美术家们进一步加深对民族文化的了解、生活体验的积累、文化担当的自觉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并把“送文化、下基层”作为了写生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送文化、下基层过程中,不仅使当地群众分享了文化建设的成果,同时也发掘了地方特色文化,并加以保护、传承和发扬,努力开启当地群众的艺术天赋,指导和培训基层美术工作者,使他们也成为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创作者。力图把“输血式”的送文化下乡,变为“造血式”的“种”文化下乡。

今年2月28日,中国美协邀请30余位美术家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界座谈会”,重温《讲话》精神,深情回顾了《讲话》对于延安美术和新中国美术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深入探讨了《讲话》精神对于今天美术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艺术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如何在今天的艺术创作中理解“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以及深入生活与写生、创作之间的关系。

为推动此次展览的创作,中国美协在年初兰州工作会上向各省市区美协做出动员部署,截止4月15日共收到32省市区美协推荐作品1301件。4月20日,经过初评评出入围作品347件,加上采风写生活动艺术家的作品130件,共计477件作品。经专家复评,最终评选出273件入展作品,其中特邀作品58件、写生作品61件、推荐作品154件,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画、粉画、漆画等多个画种。入展作品大多是美术家们通过考察和写生,从鲜活的自然与生活中获取生动而充实的创作素材,精心创作出的一批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主题性优秀美术作品。题材内容丰富,形式风格多样,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也是继去年“纪念建党90周年全国美展”之后,又一次全国范围的主题性新创作的集中展示,也反映出现当代美术家在新时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展示出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中国美术创作的时代精神。

中国美协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九次文代会精神,牢牢把握历史机遇,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树立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核心价值观。始终扎根现实生活,汲取丰富营养,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人民群众,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创造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

18日下午1:30,在军博博兴大厦还将召开研讨会,著名理论家、本次大展评委、作者代表30余人再次重温、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探讨深入生活与创作的关系。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研讨会综述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全国美术作品展研讨会综述

赵昆 整理

2012年5月18日,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以下简称《讲话》)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博兴大厦开幕。下午,中国美协在博兴大厦会议室召开“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展研讨会”。

研讨会由中国美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张旭主持,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央美院教授邵大箴担任学术主持。参加会研讨会的有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陈建文、中国美协顾问杨力舟、中国美协副秘书长陶勤,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刘曦林、《美术观察》主编李一,副主编赵权利、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副所长郑工、中央美院科研处宋晓霞研究员、国家画院编审赵力忠、《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著名画家谢志高、陈钰銘和孙浩。参展的青年画家代表焦洋、孙震生和康蕾。中国美协研究部主任吴涛毅,副主任梅启林、《美术家通讯》副主编杨萍,以及媒体记者等2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讲话》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文化理想,生动地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领导人民推进文化建设的思想理念。虽然今天的文化建设的任务目标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当年《讲话》中关于文化建设、文艺思想体现出来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与会的专家和学者表示,中国美协近年来多次组织美术家们深入基层采风写生,并且动员全国美术家在短时间内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推出了高质量的、具有学术水准的展览,成为中国美协弘扬和贯彻《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张旭光认为,这几年美术界的重大展览积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局,去年中国美协举办的“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的美术展览”的研讨会上,理论家认为当前的美术创作在艺术规律和党的政策之间有较好的结合,今年的展览延续了这个品质。他指出,美术界有良好的学术气氛,艺术批评较为实事求是,既讲优点又讲缺点,尤其是对青年作者如何进一步发展提出很好的建议和意见,美协曾经专门整理过这方面的材料,上报给中国文联。

学术主持邵大箴表示,“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展”是写生和创作结合的当代美术展览,与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的纪念《讲话》——“从延安走来”的历史性展览形成一个对照。美协的展览展示当代的美术家的280件左右的作品,包括国画、油画、雕塑等画种,老中青三代美术家,知名与无名的美术家都在积极参与的展览。展览作品反映出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这与当前党中央反复强调文化艺术界、知识界要走基层,反映人民生活的实际状况,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反映人民大众的丰富精神世界是一致的。

1、《讲话》是党的文艺工作的指导性文献,它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成为新中国文艺理论和创作的指导和规范。

陶勤通报了她在中央党校围绕《讲话》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中国美术的影响及其现代价值的所做的研究。她谈到,经过不断的历史实践和检验,《讲话》提出人民本位的新思想,她列举了一系列毛泽东同志的关心美术发展的史实和文艺思想实践方面的创建,毛泽东同志对文艺的思考和实践是他个人魅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影响力辐射到了全世界,他为新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陶勤表示,毛泽东同志和他的《讲话》曾深深地激发起几代中国美术家的创作激情。《讲话》引人深思,催人实践,其中人民本位,生活本位的人民思想,对今天的美术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刘曦林表示:《讲话》提出“艺术为什么人,怎么为”的问题是在世界文艺史上,特别是马列理论文艺史上的高峰和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指导着中国的文艺七十多年的发展。

刘曦林认为,“艺术如何为人民”有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就是无条件的,全心全意到人民大众中去。同时文艺表现人民也有一个历史过程,从神化工农兵到深入体验和认识人民大众的生活,表达出人民大众的真情实感。

《讲话》中提到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现在做的调整,今天已经不分第一第二,但是毛泽东同志的提法即“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实际上是不能割裂的,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这个统一的关系一直影响着老一辈的老画家。

张晓凌谈到《讲话》当年影响巨大,甚至覆盖到国统区。因为中国的美术一直在寻找“为什么人的问题”
。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了产生新兴的社会阶层,美术家在如何适应这个新兴社会阶层审美需求上发生了变化。从“五四运动”开始,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之下,迫使康有为、梁启超,到徐悲鸿等都提到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而毛泽东同志天才地感觉到中国文学艺术的重大变化,在这个时候必须强调“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

张晓凌认为《讲话》是一个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文本,创造一个新美术的传统,奠定了延安美术的成功和胜利,成为新中国美术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的走向,开辟了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一个新时代。

宋晓霞认为,《讲话》最重要地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的方法论。《讲话》的思想来源,既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学习,也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讲话》不仅仅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也来自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的具体理解,即在文化政治总体结构中,艺术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工具之一。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概念几十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不变的是人民仍然是对社会革命起作用的一个人群。

赵权利表示,《讲话》是20世纪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文献。在美术领域里,《讲话》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堪比中国古代有影响的经典性的理论。

2、《讲话》发表70年里,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美术的演化和发展

郑工认为,在20世纪的变革当中,《讲话》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的延伸。郑工表述了《讲话》具有承上启下的思想位置,深刻地影响中国美术演化和发展。

郑工认为《讲话》最大改变是落实在艺术家主体上。在阶级论的前提下,《讲话》认为艺术家必须接受改造,这样就对美术家主体身份提出问题,要求美术家情感和思想上进行转化,这是关于写生写实问题和创作问题的一个关键点。也开启20世纪中国美术变革当中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要求深入生活,而且不仅仅是在形式语言的变革上思考,如何表现现实生活中有生命力的内容。围绕主体在基本内涵上和主题思想上进行转化,主体本身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造,这个过程中改变美术家主体的思想感情,改变思想感情就转化了美术家观察生活的眼界。

第三个阶段是一个多样性,多样化的阶段。在今天展览当中,可以看到的这个多样化过程的延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逐步开放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在目前的状态下,不仅仅是美术家主体身份改变了,还有城乡关系也发生改变,美术家如何去深入群众,写生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形式语言的表达上和情感上,还有一些观念性的问题出现了。

宋晓霞表示,《讲话》的文艺思想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成熟了,并且在局部地区诉诸实践,最终形成了1949年以后中国独特的艺术思想形态。《讲话》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遗产,如同马克思主义一样,被长久的关注和学习性的研究,而且指导着文艺生产和研究,指导着今天的艺术思维和艺术生产方式。

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践行《讲话》精神,

杨力舟认为,《讲话》是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它提到了文艺标准,“高度的政治思想文明和尽可能完美的形式”,非常富有科学性和辩证性,中国文艺还必须在《讲话》的光辉指引下顺利前进。他表示,执行《讲话》精神要有完整的理解。纪念《讲话》反思过去,对一些不该出现的问题,过去做过的,走过的,应该彻底的扭转。小平同志在第四届文代会上讲话提出,艺术不为政治服务,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也是政治,但是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让我们吸取过去的历史教训。

王镛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艺术,《讲话》诞生在抗战时期,党的文艺政策也与今天不同。《讲话》的个别结论有了一定的局限,但总的精神仍然意义非凡。今天的美术家虽然未必是有意识的要去按照《讲话》去做,但仍然在实践当中贯彻了《讲话》的精神。美术界贯彻《讲话》精神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还需要继续升华。有一些作品的艺术深度不够,有的作品造型还有问题。人民群众的形象还应该更深刻一些,挖掘他们的精神世界,使当代的艺术达到更高的水平。

刘曦林表示,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实现一些新的内容,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现在是美术创作的最好时期,美术家应该朝着被人民大众接受的方向努力,创造出更好更美的艺术形式。

宋晓霞认为,70年过去了,历史环境发生了剧变,当初《讲话》所面对的矛盾可能已经转化和解决。今天美术界也更有条件去历史的、全面的、科学的理解和对待《讲话》的精神遗产。穿越70年的时光,美术界应该为《讲话》的继承、发展和丰富做出一些贡献。

张晓凌表示,现在的美术家和人民之间的感情距离无法延安的老艺术家相比,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做得远远不够,因此无法产生强烈的人本位主义精神,这和当下社会浮躁相关,如何克服这个现象,把《讲话》的精神真正贯彻到实处,只有真正深入到基层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掌握《讲话》的核心精神。

郑工认为,《讲话》70周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限制本身也给美术家提出很多的必须要重新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深入生活,什么叫做深入生活?深入对象的世界中,深入什么?是自我的生活,还是对象的生活,还是生活把自我也包括进去的大生活,如果是大生活的话,这个生命就要重新解释和理解,回到主体的内部世界中。正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在目前的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艺术创作可能会更好更快的走向多元化,更多样化的方向去。

李一认为:《讲话》提出文艺创作的规律——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亘古不破的真理。从艺术家也是人民中的一员来理解《讲话》,理解艺术家和人民群众之间互动的关系。

赵权利表示,今天的艺术家们应该认真的思考《讲话》中关于艺术的问题,不应把对《讲话》的学习流于形式。

4、坚持《讲话》精神,深入基层,更好地为人民大众美术创作优秀作品

孙浩认为,他们这一代美术家基本上是在《讲话》的指导下创作,多年来美术家对《讲话》已经有了很自然的理解。他希望每年到纪念《讲话》的时候,宣传机构、美术机构多强调坚持《讲话》精神。

谢志高表示,《讲话》的精神实质仍然反映在几代国家领导人的文艺思想中,《讲话》没有过时,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谢志高回忆了当年在美术院校学习时深入农村基层,真正的和农民密切接触,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反观今天做不到真正地和工农兵在一起。美术家应该向媒体走基层学习,他们的鲜活的报道表达出最基层民生的酸甜苦辣。

谢志高认为,美术家今天的写生和过去差别很大。过去写生专门选一些好的形象,现在美术家随机地选择写生对象,用很朴素的感情去画。

陈钰铭表示,“下基层”活动已经有了质的转变,这几年中国美协在全国写生掀起高潮,美术机构都在组织美术家下去,美术家们开始回归写生,认识到写生的重要性。

赵权利表示,从20世纪的延安时期到七十年代,美术在真正地在为人民服务,达到了《讲话》所提出的目的,因此当时的美术作品打动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代的美术家在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应该在思考《讲话》过程中来解决。

杨力舟表示,美术家应该长期无条件的深入生活,不但要深入生活,还要认真的观察和发现,深化升华的角度。中国美协一直在坚持着《讲话》精神,即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不断为美术家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到全国各地去采风。美协组织写生工作,应该继续加强引导,深入生活多写生的同时,不妨加入一些最基础的教育,尤其是对画人物、山水、花鸟的研究。他也表示了担忧,随着时代的变化,照相取代了写生和速写,美术家的基本功和基本造型能力下降,像老一辈美术家很扎实的基础创作,越来越少了。

与会的青年美术家代表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康蕾表示,现代年轻人没有经历《讲话》那个时代,是有距离的,但年轻人应该学习《讲话》里永恒的闪光精神。康蕾认为自己受益于写生,在自己艺术创作过程中,不断地了解和认识外面社会,同时也是对自己的认识过程,然后在艺术实践上做一些尝试,努力把艺术作品和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

焦洋认为《讲话》精神从始至终在美术家的创作中,青年美术家应该在生活中培养艺术修养和品德。她表示,写生是美术家认识生活的重要途径,通过写生提示每个画家都要面临的问题,在当今艺术形式多样化的时代,如何写生,怎么样处理生活与写生之间的关系,写生记录生动鲜活的人和事,并加以提炼,为艺术创作积累素材。

孙震生表示,应倡议年轻一代的画家要重读《讲话》,认真的理解《讲话》的精神。中国美协连续多年组织艺术家到基层采风,使美术家和当地的艺术家结下的深厚的友谊,更加的深入的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状况。

今天的青年美术家非常幸运,有《讲话》理论作为指导,有践行《讲话》精神的老艺术家作为楷模,还有中国美协的关心和爱护,因此,只有创作出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作品来才是最好的回报。

关于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重要通知

重要通知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7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将于2012年5月18日上午10时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博兴大厦)举行开幕式。参展作品近300幅,参展画家(见名单),请柬已寄出,如没收到请柬的作者请到西南门领取。

参展画家名单:

阿鸽 班苓 鲍军涛 毕建勋 卜昭禹 蔡群徽 曹香滨 岑选炳、陈华 柴京津 陈安健
陈钢 陈辉 陈坚 陈坚 陈九如 陈里斯 陈亮 陈琦 陈世宁 陈树东 陈树中 陈一墨
陈勇劲 陈钰铭 陈政明 陈治、武欣 成龙 程安营、李娟 程红、樊威 程凌云
崔开玺 崔全顺 崔晓东 代大权 单博、曹丽平 邓伯元 丁杰 董继宁 董绪兴 窦鸿
杜滋龄 范士轩 方楚乔 费春、王芳 冯巢 冯远 符嘉臻 付河江 傅宝民 傅森年
高毅、黄华三 高志华 葛炎 宫丽 龚赣弟 苟爱萍 古锦其 谷芳 谷钢 郭继英
韩敬伟 韩雨对 韩志强 何红舟 何加林 何家英 何水法 洪涛 胡杰彬
胡正伟、胡小敏 黄启明 黄铁山 黄威 黄泽森 蒋汝佳 蒋世国 焦小健 焦洋
解少勃 金华祥 康剑飞 康蕾 孔紫 李艾东 李爱国 李传康 李东伟 李桂祥、党翔
李焕民 李建民 李乃蔚 李乃宙 李青稞 李翔 李晓林 李延声 廖宁 廖益茂 林昌辉
林容生 林永康 林则军 刘彩军、魏霖 刘大为 刘大业 刘德才 刘红沛 刘建
刘剑伟 刘健 刘金贵 刘静平 刘孔喜 刘丽 刘铃涛 刘松 刘铁泉 刘宇航 刘振起
卢密 卢雨、肖付平、邓党雄、周敏 陆庆龙 吕波 罗寒蕾 罗田喜 罗小珊 骆根兴
骆献跃 马春兴 马锋辉 马国强 马书林 马新林 满维起 梅启林 孟显波 苗再新
苗重安 莫晓松、莫睿 庞奉昌 彭云 祁海峰 秦文清 任惠中 任晓军 茹少军
桑建国 沈启鹏 盛扬 史国良 史涛 宋时兵、杨兆文、袁传慈 苏百钧 苏涛 孙才清
孙浩 孙洪敏 孙景波 孙景刚 孙立新 孙平 孙为民 孙震生 孙志钧 孙志卓 谭权书
唐颂武 童雁汝南 王超 王朝 王驰 王冲 王大鹏 王东方、耿广春 王冠军 王国斌
王宏剑 王惠亮 王建山 王克举 王来文 王利 王毛子 王宓 王嫩 王丕 王生琏
王舒 王万成 王僖山 王晓贇 王学辉 王野翔 王沂光 王玉强 王志英 韦红燕
魏怀亮 魏金修 翁诞宪 翁振新 邬大勇 吴长江 吴东权 吴建福 西乐群 夏天
谢振瓯 谢志高 忻东旺 熊广琴 徐晨 徐诚一、陈钢、周阿成 徐匡 徐唯辛
徐秀丽、段炼 徐志广 许江 许俊 许钦松 续鹤贤 闫平 杨必位 杨斌 杨诚 杨锋
杨国林 杨力舟 杨荣孙 杨素群 杨晓刚 杨正国 姚鸿鹏 姚秀明 叶献民 殷会利
于水 喻建十 袁媛、袁庆禄 张纯 张道富 张道兴 张放 张国君、张立农 张洪亮
张鸿飞 张可扬 张立辰 张立宪 张琳 张瑞文 张希 张晓春 张晓锋 张彦 张阳
张耀来 张友宪 张玉生 张元稼 张哲宇 张志平 章 飚 章晓明 赵红星 赵龙
赵培智 赵云龙 郑士龙 郑艺 周安平 周斌 周刚 周玲子 周毅 周永家 朱春林
朱理存 朱兴华 邹立颖

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括5月2日所作引言和5月23日所作结论两部分,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1953年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编辑本段拓展

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

编辑本段概述

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威尼斯国际官方网站 3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讲话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剖析,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讲话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竞的《漳河水》,孙犁的《荷花淀》等作品。在国统区,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界团结广大作家,发挥了重大战斗作用。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编辑本段引言

综述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⑴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工作问题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学习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编辑本段结论

综述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编辑本段认识事实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编辑本段文艺服务对象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⑵。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⑶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⑷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么,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⑸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编辑本段如何服务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⑹。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⑺,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⑻,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⑼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编辑本段文艺统一战线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⑽。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编辑本段主要斗争方法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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