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演员不太负责,在我们这些老观众看来,实在接受不了,比如有演吕蒙正年轻时贫寒,没有饭吃,只好到寺庙里蹭饭,受尽白眼,可演员一伸手,居然戴个大金戒指。

中,哪些人是痴迷于老物件的收藏,什么都不舍得扔的?

□晚报记者 朱蒙雪 实习生 杨晓天 报道

有人花钱吃喝玩乐,有人花钱买车买房,但却有这么一个人却显得“与众不同”,他“蜗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低矮土坯房内,每月工资仅一千多元,但他却将大部分工资用在购买挂历、书籍等“红色”物品上,一间不足十平方的小房子里,九个木质大箱里摆得满满当当。几十年他为此乐此不疲,痴迷不悔。

在男人的审美体系里,汽车象征着自由、速度和激情,拥有一辆心爱的车,几乎是每个男人的梦想。可33岁的胡凯,拥有的,却是400多辆汽车模型,他的家像是一个车博会,各式各样的车模,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外出旅游有汽车模型的地方都去转
胡凯是个车迷,他好车、玩车、也懂车。起初,他只是买一些车模的零件,进行组装,再进行简单的喷漆和改造。
这样一来,动手能力倒是提高了,可效率太低,有时,拼一辆车模,从买零件到喷漆,得两三个月,时间太长。
从2007年开始,他开始收藏成品车模。彼时,西安的车模收藏市场方兴未艾,胡凯成为最早一批车模发烧友。别看它们是微缩版,好一点的汽车模型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真实车什么样,模型就能做成什么样。在胡凯眼里,汽车模型从一个简单的开门,到车窗车灯的使用,再到内饰的搭配选择,每一处都体现着设计者和制作者的用心。
胡凯是名生物老师,除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只要有机会,他都不惜代价去搜集各类汽车模型,有时,为了买限量版的车模,他得从网上在全国各地找资源,有的模型甚至是托朋友从海外购得。外出旅游,一定要找模型店和玩具店,凡是有车模的地方,都得去转转。
昨天,在胡凯家的客厅,最显眼的是几个立柜,里面全都是各种汽车模型,仅悍马系列的车模,就达100多辆。这些都是宝贝,家里来了客人,只允许观赏,不能拿出来玩。胡凯说,模型绝对不是玩具,这些车模车体多数是合金的,很精密,外形和真车一模一样,车门车窗能打开,方向盘、刹车、油门都能动,有些上等的作品甚至连车的重量和发动机、传动机构的运作也按比例缩小,仿真程度让人难以想象。
近10年时间花费近7万余元
近10年时间,胡凯仅用于购买车模的费用就接近7万余元,他以一辆1:18比例的宝马M3车模为例,4年前购买时,花了500多元,现在的价格涨到上千元,开始时也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后来被我的痴迷打动,慢慢默许了。
对于想收藏车模的发烧友,胡凯建议,如果想用车模进行投资,那就应该尽量收藏限量版带编号的精品车型,这种车模有些并不对外发售且带有收藏证书,价值很高。此外还应留意一些知名品牌的车模,这些模型用料考究、制作精良,同时发行量也较少,因此升值空间相当可观。扫一扫,关注微信号[更多精彩登录www.ctoy.com.cn;微博@]

“杨大爷,您的奔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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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可能是最后一拨‘六一’节还必须找齐白衬衫蓝长裤的人,是最后一拨弹过弹珠、拍过‘香烟牌子’的人,是最后一拨揣着茶叶蛋春游的人……”日前,在长宁区一家以“文艺范儿”著称的咖啡馆,“80后”玩具收藏家巴借带着自己的藏品,和一群“80后”白领一起玩老玩具,重温童年的记忆。

这个“红色”收藏迷名叫彭益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一四七团加工厂的一名普通警卫,今年52岁。别看他其貌不扬,但要谈起他的“红色”收藏历史,在当地是无人不知。

梨园行的年轻人,见了74岁的杨蒲生,少不了要叫声大爷。老人家不是票友,也不唱,大半辈子了,就是捧角儿。这样的老观众,如今寥寥无几。

国产玩具“驱逐”进口玩具

彭益民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痴迷于“红色”收藏,算来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他的藏品虽种类繁多,内容广泛,但都是围绕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个“红色”主题。在他的两万多件“红色”藏品中,不仅有各个时代、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着作选读》、《毛泽东军事文选》、《毛主席语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语录》等,还有六十年代至今出版的各个时期的《解放军画报》、《红旗》、《人民画报》、《中国画报》等杂志,以及《中国伟人》、《国庆大阅兵》、《开国将帅》、《世纪辉煌》等系列挂历三千多册。这些“红色”藏品不但丰富了彭益民的业余生活,也让他从中了解了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光辉历程和世界历史的风云变化。

所谓“奔驰”,是杨老的轮椅,腿脚疾患已10年,只能以此代步,它的侧面,贴着杨老的墨宝——“笨迟680”,680者,是它当年的定价。

黄毛狮子狗、铁皮青蛙、娃娃敲琴……巴借的藏品无一例外是国产老玩具。谈起自己和国产玩具的渊源,巴借说:“我从2003年开始收藏玩具,但一开始收藏的是海贼王、圣斗士之类的进口玩具,2004年因缘巧合才走上收藏国产玩具的道路。

为了这个特殊“爱好”,彭益民的妻子曾经一度极力反对。“孩子上学,家里那么困难,哪有那么多闲钱让你浪费”,家庭矛盾不断发生。但在彭益民的执着坚持下,爱人最终还是理解了。对于他痴迷“红色”收藏,起初很多人并不理解,后来随着他的藏品越积越多,大家也经常到他家里观赏,才真正理解了他收藏的良苦用心。

小小的老戏单捐赠仪式,竟有如此多的角儿来给杨老捧场,张曼玲、吴钰璋、李长春、沙淑英、李鸣岩、陈增堃、费玉明……回首曾经,大家都还记得当年那个戴着一条腿眼镜听戏、场场不落的初中生,但谁也没想到,正是他,留下了一笔如此厚重的记忆——400多张老戏单,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戏曲学院60年的沧桑与辉煌:从青涩,到恢弘;从艰难起步,到桃李满天下;从不被认可,到梨园半壁天……

原来,当年巴借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一家玩具店“淘货”,没想到竟“邂逅”了他小时候最爱的玩具——一套“煤气灶”加“锅子”的玩具厨具套装。巴借二话不说把这套玩具厨具买了下来,回家后越看越觉得亲切。和童年时代玩具的“重逢”使巴借走上了收藏国产老玩具的道路。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他每周都要到那家玩具店
“报到”一次,每次都用电动车载回一大箱。
“后来和老板混熟了才知道,这些都是某玩具厂倒闭后的玩具出清,被我赶上了。这也就是我的第一批国产玩具藏品。
”巴借说。

要说彭益民的“红色”藏品,每一件背后都有着不平凡的故事,这里面有朋友们相赠的,有他“三顾茅庐”花高价上门讨要的,但大多数都是彭益民自己出资购买的。无论是在团场还是去外地,他都要去旧货市场、废品收购站和书店逛一逛“淘淘宝”,粗算下来,他近些年用于收藏所花费的资金已有三万多元。

杨老的收藏,曾令无数人眼热,放到潘家园,随便拿出一张,都能卖个好价钱。

2005年的一天,巴借路过南车站路上的一家音像店,发现门口居然有5元一辆的ME779铁皮坦克。
“老板告诉我,这些是他父亲以前开玩具店卖剩下的,现在他接手店面开音像店,就打算低价处理掉。”巴借央着老板带自己去仓库,看到满屋的国产玩具,巴借当即就决定全部买下,用了整整14个纸板箱把它们都搬回了家。

对于他的这些宝贝,彭益民那是一个“金贵”,谁想拿回家看看,他总是婉言谢绝。几十年他的这些藏品都是“深藏闺中”,为了让这些“红色”藏品发挥它应有的作用,2009年国庆节前夕,彭益民在多方支持下,在一四七团中心小学的教室里精心布置了一个展厅,将自己收藏了30多年的部分“红色”藏品进行公开展览,展览吸引了团场众多干部职工、学校师生前来观看,同时也引来了石河子大学和周恩来纪念馆等有关业内专家的关注。石河子大学教师曹文看了彭益民的“红色”藏品后,感到非常惊讶。他说,作为一名普通的团场职工,能拿出自己的大部分积蓄,来做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很不容易,而且收藏的品种之多,范围之广,更是难能可贵。

“攒了一辈子,再把它给卖了?我犯不上。”如今,它们被印刷成书,这本《回首当年》是目前国内三部老戏单著作中,专项资料最完备、学术价值最高、主题最凝聚的一部。

这两次“批量收购”使巴借的玩具收藏初具规模,他开始专心于国产老玩具的收集。
8年间,随着国产玩具东淘一件、西收一件,巴借曾一度收集过的进口玩具只得给它们腾地方,渐渐被送走。

他的收藏展经过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兵团卫视、《兵团日报》、石河子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后,彭益民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名人”。“我的理想是将来退休后,能办一个‘红色’收藏展览馆,把我的藏品免费向世人展示。”彭益民说,这次是他首次办展览,虽然没有任何收入,但看到观众对他收藏的“红色”藏品赞不绝口时,他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对于自己的心愿,彭益民表示,希望今后还想多办几次展览,最好是走出团场,让更多的人都来了解他的“红色”藏品!

将收藏的老戏单,全部捐给了60年的中国戏曲学院,杨老如释重负:“终于给它们找了个好婆家。”

大家一起玩 仿佛重回童年

彭益民还表示,将把自己的“红色”收藏事业坚持下去。他说,这些藏品虽然都不起眼,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相信参观者定会从中了解历史,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更加热爱如今美好的生活。

为“说古”捧上娃娃戏

在上世纪“80年代那些玩具的记忆”分享活动现场,汇集了不少和巴借一样童心未泯又具怀旧情结的“80后”白领。巴借拿出了不少珍藏的老玩具与大家分享,一群“80后”玩着久违的铁皮斑马、手风琴、塑料电话机、奇多圈,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仿佛回到了看小人书、弹玻璃珠的童年时光。

我是1937年生人,父亲在伪中央银行工作,抗战结束后,住大方家胡同,在“棉花地”一带,当年这里唱戏、演曲艺的特别多。那时也没什么文娱活动,只有京剧、鼓曲和电影。

家住浦东的崔先生从豆瓣网上看到活动告示后,特意邀好友从浦东赶到长宁参加。他说,“都是小时候玩过的玩具,但现在很难再看到这些东西了,所以想着一定要来看一下、玩一玩。

我父亲爱听戏,过去的戏园子不检票,免费进,但要找好座位,就要请案目(即今服务员)帮忙,由他们来安排,并交纳不等的费用,赶上座位紧张,案目会私自抬价,如果没人看,他们就在门口拉客。

“我对铁皮青蛙的印象很深刻,上过发条就能蹦个不停,是非常经典的玩具;还有那个娃娃敲琴,小时候就很神奇,印象特别深;那个不倒翁也很有劲的,怎么弄它都不会倒,以前也喜欢折腾它……”这么多怀旧玩具裹挟童年记忆一同倾诉,使崔先生非常兴奋,他拨弄着不倒翁,手舞足蹈地给在场白领们讲解起了每件玩具的玩法。

过去的戏院都是木头座,靠背后面有块横板,后排的人可以在上面放烟卷、糖果、瓜子什么的,还有提篮叫卖的,真可谓乌烟瘴气,为什么这么乱?老戏园的规矩,叫“准演16刻”,得
4个小时,这么长时间,不闹闹哄哄,观众坚持不下来。

图书管理员想开玩具博物馆

印象最深的是扔手巾把,跟杂耍似的,就像侯宝林相声说的一样。

巴借告诉记者,他的国产老玩具藏品已有1000多件,作为一名个人收藏者,这样的规模已经不小。随着近几年怀旧风日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巴借和他的藏品。去年,他就在群众艺术馆举行了一次个人玩具展,吸引了不少观众前去赏玩。

我那时小,听不懂,有时趴在台口上就睡着了,不过一旦入了门,就越听越有滋味。

参与
“上世纪80年代那些玩具的记忆”分享活动的白领们非常好奇,“如此童心未泯、热衷收藏玩具的巴借,本职工作是什么?
”当得知巴借是一位图书馆管理员时,不少白领莞尔笑道,“看来收藏已是职业习惯!”巴借则表示,只因痴迷于上世纪80年代各种怀旧玩具,他才以收藏老玩具为业余爱好,“并不会走上专业收藏家的道路,也不想靠这个来得到什么”。不过,这位业余收藏达人依然怀有一个浪漫梦想——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开设一间中国玩具博物馆,与更多的人分享玩具带来的快乐。

1950年,我上初中,刚解放,社会治安好,小孩上街,家大人也放心了,每个星期天,我开始独自去看戏。那时戏票3至4角钱,普通工人收入30多元,相比之下,不算贵。那时最喜欢听中国戏曲学院(当时叫戏曲实验学校)的“娃娃戏”,原因有三:一是演员年龄和我相仿,有亲切感,二是“娃娃戏”都是白天演,不耽误第二天上学,三是能看到演员不断进步,而你看名角儿就不行了,他们永远一个样。

当然,最重要的理由,还是从小听家里人聊天,他们当年听富连成的戏,说起裘盛荣、谭富英这些名角,动不动就说他们在科班里如何如何,所以我想,我也得捧“娃娃戏”,等将来这些人成了角儿,我也有机会和别人说古。

那时的演员和观众真亲

过去学业没今天这么紧张,所以我周周不落,我也好认,戴一条腿的眼镜,另一条腿掉了,懒得去配,这成了我的标志。

我在前门外鲜鱼口的大众剧场看戏,那是北京第一家国营剧场,解放前叫“华乐”,是最好的剧场之一,从1951年起,周日场都是中国戏曲学院的“娃娃戏”。那时看完戏还不算完,散场后得跑到前门外盛锡福高台阶那儿等着“过大队”,戏校的孩子们每次都穿着校服,在这儿坐校车,平时在舞台上画着彩,在这儿才能看到他们的真面貌。

“娃娃戏”常露怯,忘词儿的、掉枪的、唱劈了的,但观众比较宽容,最多给个场笑,没人喝倒彩。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露怯也是一个看点。

那时的演员和观众是真亲,看你常来看戏,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就算成了角儿,也没什么架子。有一次我给张曼玲提意见,当时她已是名演员了,可人家当时就说:“要么下回我试试?”以后果然改了,连教徒弟都按改的来。不像现在,你说什么,人家800个理由在那儿等着你。

那时许多老戏已经不让演了,有的被改得面目全非。像《王宝钏》的戏,后面全给砍了,因为有三妻四妾,算是宣扬封建思想。有的老戏,至今也没能恢复。观众对此当然不满,但只能私底下发牢骚,还不能发大了,发大了就成右派了。

解放后,剧院的案目没了,不过票房依然留“机动票”,一次看戏找熟人买了机动票,进场没多久,周总理也来看戏,就坐在我附近,后来票房说,总理和大家一样,也是买的机动票,解放后剧场的包厢都拆了,领导人和老百姓坐一起看戏。

那时看戏经常能遇到周总理,他也喜欢京剧,学的是程派。一次散戏,周总理放着专车不坐,和警卫员上了公共汽车,与乘客们一起聊家常。

现在戏院的包厢又修起来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不太能想通,一次去看戏,好家伙,连胡同口都戒严了,说是部门领导来看戏,我就不明白,搞这个排场干什么,这是爱老百姓呢,还是怕老百姓?

藏在《红旗》杂志里的老戏单

喜欢听戏,每次也就顺便买张戏单,过去5分钱一张,算是很贵的了,足够买一套烧饼夹焦圈,以后一度免费,后来又改成1分钱一张。

其实也没想过要收藏它,就是想留个记忆,没事儿的时候翻翻,算是一个乐趣。我父亲听戏,家里原来有很多老戏单,那时小,都被我叠成玩意儿,乱写乱画给祸害了。

“文革”开始时,风声渐紧,各家都忙着烧东西。我父亲喜欢收藏货币,其中有不少珍品,但上面有蒋介石等的头像,没办法,只好烧掉,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后悔。老戏单虽然也有问题,但最多算“四旧”,我就没舍得烧,为对付检查,就将它们藏到《红旗》杂志里了。

那时主要是街道的“小脚侦缉队”来查,我舅舅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那些老太太没文化,看我们是回民,就以为是经文,说:“都什么时代了,怎么还挂这个?”我舅舅说,那上面写的是毛主席诗词,老太太们吓坏了,忙说:“那就挂着吧。”

说实话,要查的话,你塞什么杂志里都没用,只要觉得你有问题,挖地三尺也要给你查出来。我一直在煤炭部工作,大小算国家干部,又不是官,不至于算成“走资派”,此外平时和邻里关系搞得比较好,彼此有个面子,所以街道也没认真查。

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中国戏曲学院的老校长王瑶卿给我画过一个扇面,是几只乌龟,没地方藏,就塞在毛主席像后面了,这要是被查出来,红卫兵还不得把我给打死啊?

“文革”期间买票麻烦了,得先到单位革命委员会开介绍信,再到剧院的革命委员会去买票,级别低了的单位还不给票。而且翻来覆去,就八个样板戏,根本看不到别的,票价倒是便宜,所谓“样板团”是2、4、6角钱,而非“样板团”,是2、3、5角。

红卫兵闹得最凶时,剧场的笑话就太多了,一次演《红灯记》,李奶奶和鸠山正智斗呢,突然来了一队红卫兵,一人手里拿本语录,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直接就冲上台了,吓得鸠山忙去保护李奶奶,接着是另一队红卫兵冲上来,两派就这么辩论上了,连台下的观众都分成两派,开始大辩论。最后,时传祥上台了,那时他还没被打倒,劝说半天,红卫兵们才离开,接着演戏。

那个时代,人人都变成了双重性格,外面讲官话、假话、套话,可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如今看戏是找生气

说实话,我心里挺感谢中国戏曲学院的,不仅培养了一批名角儿,也培养了我们这样一批忠实的观众,我这个年龄的人,受传统教育影响,不喜欢商人习气,能将我这60年的收藏捐给我喜欢的学校,算是为它们找到个归宿,挺好。

说到振兴京剧,我不那么有信心。唐诗好不好?宋词好不好?好到一定程度,就都传不下去了。说实话,今天你要想找气生,一是看足球,二是听京剧。

现在有些剧,在我们这些老观众看来,实在接受不了,演员也不太负责。比如《苏三起解》,苏三是从监狱里出来,可演员居然染着红指甲,贴着假睫毛,还有演吕蒙正年轻时贫寒,没有饭吃,只好到寺庙里蹭饭,受尽白眼,可演员一伸手,居然戴个大金戒指,这还是吕蒙正吗?你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为什么不把金戒指卖了换吃的?

老话讲,“三年准出个状元,十年未准出个好唱戏的”,老一代演员要靠观众赏饭吃,为了生存,所以特别刻苦,受的罪也大,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现在演员倒过来了,只要糊弄好领导,管你观众怎么想呢?只要单位管开支,不让唱都行。什么对得起对不起观众的,想都不会想。演员的功夫都用在对付领导上了,这叫“刷色”,会来事的能登台,不会来事的,本事再好,也不能登台。过去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那是观众叫出来的,现在名演员,是领导评出来的,这能一样吗?

京剧当年能火,因为有一批像我这样忠心耿耿的老戏迷,现在一张票280元,工薪阶层想捧角,捧得起吗?

有些老戏,改是可以的,但伤筋动骨,作为老观众,实在看不下去,可没办法,人家屁股坐在那个位置上,想怎样来就怎样来,有时我也挺奇怪,他们也不怕火大,屁股生疖子?后来也想明白了,生疖子人家去医院,跟咱有什么关系?

没办法,看也是生气,干脆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