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士鋐书法宗褚遂良、赵孟頫,晚年习篆、隶,在康乾时期董风弥漫的当时确属难得的新声。其自述学书历程云:“初学《停云馆》《麻姑仙坛》《阴符经》,书绝瘦硬颉颃张照,诸子莫及。入都后,友人陶子师讥为木板《黄庭》,因一变学赵,得其弱;再变学褚,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颜家庙碑》额於壁间,观玩摹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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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行草书法作品赏析《鹅群帖》七种,东晋王献之所书翰札,为王献之著名法帖。宋代《淳化阁帖》收刻。原作墨迹不可考,有宋代米芾临本。历代书法名家多有临摹,如元代鲜于枢,明代邢侗、王铎,清代傅山等。

元代俞和53岁书法作品《云锦帖》,26×41.6cm,至正廿年(1360)书,上海道明2010秋拍,成交价246.4万元。

苏轼书法作品欣赏《京酒帖》和《屏事帖》

   
汪士鋐自幼即喜书法,初学时广为临摹古人名帖,后宗法褚遂良、赵孟頫,晚年习篆、隶。与姜宸英齐名,时称“姜汪”。著有《全秦艺文志》、《赋体丽则》、《秋泉居士集》等。

清代黄钟泽书法题跋《太原张太宜人节孝事实图》,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藏本。

《鹅群帖》草、行相参,随兴变化,不主故常,笔画连绵相属,气势奔放洒脱,毫无顾忌,正体现出献之豪放不羁的性情与功力相生相发的高度结合。《鹅群帖》此帖传为宋临本,点画如挺竖、蟹爪钩,字势峻傲,重心摇撼向下的行气特征,颇合米芾家法。线条轻重,字之大小皆悬殊多变,纵敛交互的姿态使形式章法充满纵向穿透力及横向的开拓张力。章法大开大合,数字一笔的挥运令人赞叹。

俞和能诗,善书,书法酷似赵孟俯,好事者易其款以赵氏,时人真假莫能辨。帖中所提及之乔仲山,为元代著名收藏家,与鲜于枢等交好。

苏轼行书《京酒帖》,书于1080年(元丰三年)。

   
汪士鋐在书法上有一定的造诣,与姜宸英、笪重光、何焯、称“康熙间四大家”。其在书法上得姜宸英执笔法,书绝瘦硬颉颃张照,诸子莫及。因被友人讥为木板黄庭,后来一变学赵孟頫得其弱,再变学褚遂良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阳冰颜家庙碑额于壁间,观玩摹拟而岁月迟暮,精进无几。其书能大而不能小,然有奇势,纵横自放,而分间布白,无分寸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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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景仁(1749年—1783),字汉镛,一字仲则,号鹿菲子,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人,宋朝诗人黄庭坚后裔。黄景仁诗负盛名,和王昙并称“二仲”,和洪亮吉并称“二俊”,为毗陵七子之一。

原文:献之等再拜:不审海盐诸舍上下动静,比复常忧之。姊告无他事。崇虚刘道士鹅群并复归也。献之等当须向彼谢之。献之等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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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京酒一壶送上 孟坚近晚 必更佳 轼上道源兄 十四日

汪士鋐书法作品1

钟泽书法高清大图欣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汪士鋐的手札《东坡评语》,这是汪士鋐书录苏轼写在《唐氏六家书》后的一段题语。《东坡评语》纸本,行书,纵91cm,横50.9cm。释文为:余谪居黄州,唐林夫以书遗予,云吾家有此六人书,子为我略评之,而次其后,林夫之书过我远矣。右东坡书唐氏六家书后,汪士鋐。下钤“汪士鋐印”、“退谷”印2方,引首钤“秋泉”印。无鉴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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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士鋐书法作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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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评语》文中“唐林夫”即宋代唐坰。其书法主要以行、楷书见长,存世作品中行书较为多见。此幅行书书法作品瘦劲挺拔,疏朗有致,分间布白分寸均衡,点画波澜翻飞,笔笔送到。有着“瘦劲”、“老劲”、“书绝瘦硬”之态。

清代这幅书法作品,有《韭花帖》余韵,这才叫淡雅,此幅行草书作品给人的感觉清新淡雅,字形结构略长,笔画紧密,但是疏密有秩,用笔散淡,给人以空灵的感觉,加上作者对章法的处理也十分的巧妙,字和字之间以及行与行之间的距离非常疏朗,给人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

   
汪士鋐还有手札《乞鹤名扎》,此札不足50字,共8行,行间布白上,第5行与第8行起,似有意跳出半格起笔,以形成错落之势。释文为:公事有费清神。谢谢。鹤铭有友在此欲看。乞暂付来。若老长兄不嫌拙恶。容日再奉上。年门世弟鋐顿首。勉斋门长兄。札上钤有“廷济”、“郑照”、“松斋”三枚鉴藏印。

这样的作品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比如五代时期著名书法家杨凝式的《韭花帖》,就是这类风格的代表,明代书法家董其昌学习《韭花帖》,书法风格淡雅天成,亦成一代大家,此作亦有有《韭花帖》余韵,欣赏起来,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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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士鋐书法作品3

   
从《乞鹤名扎》作品中看出“事”、“有”、“友”、“老”、“不”等字皆以方笔入纸,厚实果断。行笔率意直往,能感受褚遂良秀俊与赵孟頫圆熟两种风格的融合,而最能打动人的,牵丝萦带而直至笔渴。如“在此”、“看乞”、“容日再奉”等处。汪氏书法瘦劲的风格,与其善用枯笔是分不开的,作品中“年-门世弟”、“勉斋门长兄”两处的枯笔瘦劲如万岁枯藤,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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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士鋐书法作品4

   
《乞鹤名扎》札后有嘉庆三年解元张廷济的跋语:陈沧洲太守出鹤铭于水,退谷同襄其事。此札盖在是时。张廷济。我们从张廷济的跋语可知信札的内容与康熙五十二年,即1713年,闲居镇江的苏州知府陈鹏年募工打捞出五方《瘗鹤铭》残石一事有关。     
汪氏生平著述甚富,尤勤于考古。在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原苏州知府陈鹏年与汪士鋐等命工起残石于江中,剔垢得铭文八十六字,其中九字残缺。残石经缀合复位,于焦山定慧寺大殿左侧建亭储之。汪氏所著《瘗鹤铭考》即以鹏年所出石本为图,列诸卷首,备采昔人之论,并引张弨《瘗鹤铭辨》折衷之,搜罗汇考颇称详尽。碑派书法经典《瘗鹤铭》的早期研究著作竟出自一位帖派楷模之手,正说明清初书法由帖学转入碑学之过程是渐变而非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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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士鋐书法作品5

   
这种帖学转入碑学渐变是由于清代书法帖学书法与碑学书法彼消此长,各领风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来帖学达到了泛滥的地步。清初书法仍承继明代帖学的余绪,代表书家为由明入清的王铎、傅山、八大山人等人。由于康熙推崇董其昌书法,致使清代前期董书弥漫书坛,为一般帖学书家顶礼膜拜。这看来汪士鋐的书法学董只是受到时风左右。

   
汪士鋐在书法上与姜宸英齐名,并称“姜汪”。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汪士鋐、姜宸英同中进士的那一科当属典型案例,姜宸英久困山林,以“江南布衣”闻名,屡试不中,后因康熙帝识其书法风格而被特擢一甲探花,而汪士鋐举一甲状元,此科状元、探花皆当时书坛名家,学董高手,一时传为美谈,并将清初崇董书风推向极致。作为帖派嫡系的汪氏,晚年却尚慕篆、隶,书法观念开始逐渐转向碑派,在董风弥漫的当时确属难得的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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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士鋐书法作品6

   
现今上海图书馆举办明清名家手稿展览,出示馆藏《汪士鋐致勉斋书札》一通,内容涉及借阅《鹤铭》善本之事。其后有张廷济跋语:“陈沧洲(鹏年)太守出《鹤铭》于水,退谷(汪士鋐)同襄其事,此札盖在是时。”此札书法虽无法摆脱董氏藩篱,但却蕴藏着帖派向碑派渐变的思路,还承载着一段《鹤铭》运转佳话,可谓集数美于一札,眼福! 

   
汪士鋐(1658-1723),字文升,号退谷,又号秋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右中允,入直南书房。少年读书刻苦,颇富才气。自幼即喜书法,初学时广为临摹古人名帖,后宗法褚遂良、赵孟頫,晚年习篆、隶。著有《全秦艺文志》、《赋体丽则》、《秋泉居士集》等。授翰林院修撰,修纂《佩文韵府》、《全唐诗》、《渊鉴类函》等书。包世臣还将汪士鋐书列入“佳品上”。汪氏卒年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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