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早期书法擅于楷书,取经欧阳询及苏轼。晚年转向碑学,以六朝为始,上窥三代,下探唐宋,将碑帖揉合交融,重神理气韵,讲笔墨内涵,他的笔力很坚挺,并参以张裕钊之法,形成一种清刚、遒劲、凝炼的风格。晚年在仕途上走上了不归路,导致他的艺术地位与艺术成就的不对称。

郑孝胥行楷书法欣赏《朱子治家格言》,一代宗师郑苏戡书法墨迹34张。

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安弘嵩隶楷书法欣赏《安弘嵩六朝写经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经卷隶楷中带行法,流利劲畅,墨韵沉著,可谓难得的精品。

北周隶楷书法《葛山摩崖石刻》,位于东省邹县后葛炉山西麓花岗岩石坪上。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刊刻。东高西低,倾斜度约30°,刻面东西长26.6米,南北宽8.4米,总面积173平方米。刻《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阿闪佛品第十二》)10行,419字,字径50厘米左右。因风雨剥蚀和部分字镌刻浮浅,有些字已泐损模糊,现存完整者292字。刻石右下角明与未明作双勾刻,尚未镌剔。刻石末行署大像两年,岁玄枵律侠钟廿六日。葛山刻石书法与铁山略同,个别字隶书近楷,富有变化。

从汉隶的构型笔划与地域风格来看,汉隶文字将原来文字字型的长圆而匀称变为扁方且有棱角的字型,降低重心,变纵势为横势,使文字的行气更加稳定,体现了朴质宽厚的汉代对“行行重行行”容纳的人心品德。

   
近现代两大书法家,有北于南郑之说,于为于右任,郑为郑孝胥。郑孝胥在书法上,篆隶楷行俱能,由擅于楷书,取经欧阳询及苏轼,而得力于北魏碑版,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郑氏曾说过:“今楷源于隶书,有志书学者,通乎隶,可悟四体相通之妙”。由此可见郑氏主张作书“楷隶相参”,他的隶书得于《张迁碑》、《西狭颂》等,参以楷书的方峻用笔,也受清代何绍基(晚清诗人、画家、书法家)的影响,书法有种朴厚又带些迟涩感。郑孝胥无论楷书还是隶书,皆从何绍基处多有借鉴,他曾有诗赞日:“目中有蚝史,他书不能观。”这体现出他对何绍基书法的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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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期的有些隶书结字还较多保留着篆书纵势的特点,字体较长,波挑往往先纵向运动后再挑出,有些作品甚至还大量使用金文时代大篆的斜向用笔和环状用笔,如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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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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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纵横家书》局部

       
在继承传统与开创自我的这一对艺术矛盾上,郑孝胥在书法创作中,有非凡的能耐和超强的胆略与智慧,深得“传统”之法,并且更加注重精神状态的释放,是个人感情的流露。他曾在一首《题董玄宰字卷》诗中言:“何当掷笔院天际,胸无古人任自为。”这体现了作为诗人的豪迈和作为书家的自信,在悠闲放松的文人心态下写作品,郑氏这种创作心态和状态值得我们去深深品味和思索。然而郑孝胥书法作品雄强豪放,具有自己的风貌,在民国书坛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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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许多作品已显露出了横势更加强烈的趋向,如马王堆帛书中的《老子》乙本,波挑用笔明显地表现出横向的展开,字形愈趋扁方。同时,马王堆、临沂银雀山、江陵凤凰山等地出土的竹简木牍,许多字也都有一两笔延长,超出
了单字结构的需要,明显带着对布局章法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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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隶书在笔划上化繁复为简洁,横划的“一波三折”“撇”和“捺”的发生与形
成,其笔划的出行与出格生发出了更多的笔墨意趣,体现了人心对于书法出路的选择,进一步形成了中国书法的基本特征。

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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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波挑的用笔就已经出现,但没有形成固定笔法,汉代随着“隶变”的不断进行,章草的出现,才形成了固定的用笔方法,并不断改进。在马王堆帛书中,如果不论其尚未脱尽篆书构形而仅就笔法而言,那么《老子》乙本所反映的波挑用笔,已经十分强烈地表现出了汉隶所具有的用笔特征。波挑所造成的节奏感也使人感受到一种迥异于秦隶的、典型汉隶的审美特征。其笔法中还有一种“掠笔”相当于反向的波挑,这也是将篆书圆势的用笔逐渐发展为上轻下重、上粗下细的隶书的特定用笔方式。

   
早年的郑孝胥初学唐宋诸家,楷书尽得颜柳苏黄之规矩整伤,有一种清刚之气。晚年转向碑学,以六朝为始,上窥三代,下探唐宋,将碑帖揉合交融,重神理气韵,讲笔墨内涵,他的笔力很坚挺,并参以张裕钊之法,形成一种清刚、遒劲、凝炼的风格。这时郑氏的行楷书形成自我独特的风格,其很注意笔划间的轻重对比,落笔轻快,收笔重按,结字狭长,上紧收而下舒展。尤其是横画的转折和带有弧度隶意的捺脚很有趣,成一弯曲笔,已成明显的郑氏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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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甲本局部

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3

同时,不同地区和不同书写材料的汉隶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格与不同的书写风格,为书法用笔的进一步解放和书法审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郑孝胥没有夸张的耸肩翻毫之习气,其线条的坚挺、笔墨的奔放、气息的古拙、格局的大气无不透露出“翰逸神飞,立异标新”的意境。沙孟海先生就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在评论郑孝胥书法:“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陶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的弊端的,只有郑孝胥了。他的早年是写颜字出身的,晚年才写六朝字,他的笔力很坚挺,有一种清刚之气……”这可看出对郑氏书法评论氏极高的,而何应辉在《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认为郑氏书法是“博大而超逸”的。

不仅碑刻神韵各异,如《曹全碑》飘逸秀美、《张迁碑》苍劲高古、《石门颂》雄奇恣肆,不同材料上的隶书如简牍、帛书等,也是另有一种自然浑厚的笔墨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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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西汉早中期的汉简,出土于江淮一带,带有明显的由秦隶向汉隶演化的痕迹,大多保留着篆书纵势的笔意,字体多呈长方形,如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古代典籍占有很重的比例。

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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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交通银行”四个字是由已四十八岁的郑孝胥提写的,这年龄对过去的文人而言,正是学问思想和艺术水准都臻于成熟稳定的高峰期,此时的郑氏书法,似还没有晚年的书风那样夸张而带有习气,写得笔法开张,骨力清奇,虽历经百年也毫无逊色。民国前后,郑孝胥的书法可谓红极一时,当年请他题匾或报刊题头还真不少,后因其沦为伪满洲国的汉奸,时人避之扰恐不及,以致牌匾纷纷被更换或铲除,所以市面其书渐不多见矣,而这“交通银行”四个字,也算是留存极少的几颗“硕果”了。  

帛书《周易·六十四卦》

   
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老蛰居于沪上的郑孝胥,组成“丽泽文社”,与遗老们诗书唱和,以文会友。在写书自给的同时,还创办了“有恒心字社”,课徒教字,过着优哉游哉的名士生活。那时的郑孝胥年书所得润资多则可达一万二千元,在《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一书中就有写到,那时郑氏的四尺五尺对联,润格也仅为四元和六元之间,若每月要有千元的收入,可见求书者的数量之大。其实郑孝胥的书法少年时即享誉闽中。他二十二岁乡试中举,而且是考了个榜首(即解元),这还是有一定实力的。那年同榜为福建壬午科(一八八二年)举人的还有林琴南、陈石遗等,后均为一时名流。

墓主人亦多属上层社会,所留书迹显然出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之手,书风温雅、沉稳,用笔讲究,结构严谨而富变化。马王堆帛书的《老子》甲本,用笔近篆,字型亦大量保留篆书的痕迹,但波挑和掠笔已很鲜明,其中还多有连笔,已可窥见章草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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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的汉简大多是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末期的作品,由于多出自驻守边疆的中下层官吏与将士之手,以粗犷、率真为主要特征。其用笔多变,点画跳跃呼应,波挑放纵,中还夹以草意,多具一种率真天趣之美,相较江淮地区的汉简,书风更为质朴,书体表现出激进的简化意识。

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5

随着“隶变”的不断进行,汉人笔下的隶书随着用笔的自觉和对笔法的更加重视
也逐渐初现了草书、楷书等笔意,为用笔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打下了基础。

     
郑孝胥不仅书法有研究,在古诗体上也是有研究的。在清末民初郑氏与陈衍是闽派诗的首领,誉为是“同光体”,其诗于书法一样,都是有一定地位的。比如民国时目录学家汪辟疆曾著《光宣诗坛点将录》,将郑孝胥比作“天是星玉麒麟卢俊义”,把其排在了“第二把交椅”之上。其诗的特点为:“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清言见骨”。如“乱峰出没争初日,残雪高低带数州”这出自于其代表作《海藏楼杂诗》。现存郑孝胥遗有《郑孝胥口记》和《海藏楼诗集》,(“海藏楼”是民初时他栖隐上海的书斋,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的诗句,自题书斋为海藏楼。)两大巨著都非常的“海量”,这对研究其人其诗以及其身边的人事均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笔法的自觉与书法审美意识的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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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隶笔划的形变还体现了笔法的自觉与这一时期书法审美意识的萌生。这期间,汉隶构型和笔划在“隶变”过程中的草化,是对中锋用笔的突破,也体现了人们对于书写方式逐步走向自觉的追求,以及对笔画线条自身笔墨情趣、生命节奏、个性情感的逐步重视。

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6

草书用笔的成型,风格流派的增多,可以看出当时人的自觉,用笔也随之进入了自觉发展的时代。

      
郑孝胥(1860年5月2日-1938年3月28日),字苏龛,号海藏,近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诗人。福建闽候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他是清朝的改革派政治家,也是满洲国建国的参与者之一,后出任满洲国国务总理。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1932年任伪满州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1935年下台。书法工楷、隶,尤善楷书,取径欧阳询及苏轼,而得力于北魏碑版。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为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

草书在实用中产生,本是文字演变“以趣约易”的产物,但从西汉草书的构形和书写方式来看,仍是秦汉时期书写实用观念的延伸。然而在汉代书法家史游所编的《急就章》中,笔法却大大丰富了,对于笔法的重视与留意,是西汉人大异于前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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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7

《急就章》明拓本

   
由于郑孝胥不甘寂寞,终致晚年立身一败,真让人不得不生出“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之慨叹。虽然晚节不保的郑孝胥,但在书法艺术上是不能否认其地位的。郑孝胥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曾有如下预言:“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

其中的用笔虽有隶书笔意,但转折处以圆代方、曲转连笔的处理方式,和撇捺之笔呈现的雁尾之势,在隶书用笔、行气的处理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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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随着朝野好书之风对书法的重视和书家对自身生命意识的追求,草书成为宣泄个人情感、追求自由心境的思想载体,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草书由实用到审美转变的关键所在,这一时期的书法进而变得更加自由流动、异彩纷呈。

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8

例如,东汉章帝时,皇帝就特批齐相杜操可以用草书上奏。张怀瓘《书断》称:“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还有同时期的张芝,取《急就章》的草法,一方面保留杜度的“瘦硬”书风,强调骨力;另一方面又在运笔上发展出了腕的动作,即所谓:“命杜度运其指,使伯
英回其腕。”

   
1923年时,由陈宝琛引荐郑孝胥入故宫,担任溥仪的内务大臣与顾问,为清室复辟出谋献策,被授为总理内务府大臣。翌年,溥仪取消帝号,迁出故宫,郑孝胥与日本人密谋,帮助其辗转入日本使馆。“九一八”事变后,与日本方面也多有接触,致力于溥仪的复辟。不久,随溥仪赴东北,投入日军怀抱,卖国求荣,当了汉奸,为人所不齿。他过去的好友,如陈衍、昌广生等,都于其绝交。郑孝胥后来反对日本方面对满洲国的压制;1938年于新京(今长春)过世,予谥襄勤。4月,满洲国予以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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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草书《冠军帖》

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9

张芝对草书的进一步加工,使草书的结字和笔法更加成熟,并形成了一种书法的语言模式,还被确立下来,成为了独立于实用书写以外的纯书法艺术,即在书法审美世界与道德伦理世界的分离——在天道与人心之间,张芝选择了人心。这种追求自由象征和内在精神的书法在草书中的体现,更直接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整体文化思潮的转变。

   
后面在仕途走上不归路从他的家族成员的镜子中找到一点影子,或许离不开其家族的熏陶,尤其是叔祖郑世恭、父亲郑守廉、舅父林葵的影响。而三人在仕途上的偃蹇坎坷,无疑也对郑孝胥的心灵产生极大的刺激,以致后来的他此后热中于功名仕进,最终陷入泥潭不能自拔,沦为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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